一個多世紀以來，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直被奉為現代生物學的支柱之一。該理論主張所有生命形式都是透過自然選擇和隨機突變驅動的漸變，從共同的生物祖先進化而來。然而進化論儘管被廣泛接受，卻始終是科學界最具爭議的理論之一。越來越多科學家、哲學家與批判性思考者開始質疑：這個理論是否真正符合實證科學的標準？仔細研究之下可以發現，進化論極度依賴假設、間接證據和推測性重構，遠遠未達到真正科學框架應有的嚴謹要求。

於2001年，有數百名博士級科學家聯署《對達爾文主義的科學異議(A Scientific Dissent from Darwinism)》的聲明：「隨機突變和自然選擇不足以解釋生命的複雜性。對達爾文理論的證據應進行審慎檢視」。名單內聯署的學者涵蓋生物化學、物理學與古生物學等多領域。這份聲明是由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發表。其公佈這份名單旨在反駁「幾乎所有科學家都毫無疑問接受現代進化理論」的公開說法。至今已有超過1,200名科學家聯署此聲明。那麼，進化論的科學基礎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呢？

進化生物學被歸類為歷史科學──從現有線索推斷過去事件，並非透過直接觀察和實驗。而進化論的核心挑戰在於其處理的是不可觀察且不可重複的歷史事件。在化學或物理等實驗科學中，理論是可在受控條件下檢驗並透過可重複結果去驗證或否證訂下的假設。相比之下，進化論聲稱的關鍵過程，例如由無生命物質產生生命的轉變、由單細胞到多細胞生物的演變，需要經歷數百萬年，既無法直接觀察也無法重現，更從未在實驗室或自然界中被直接觀察到。

這種方法明顯地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故此，化石、DNA序列和地質層等數據可容納多重解讀，而結論往往取決於研究者的想像和立場。相比於可即時驗證的熱力學或遺傳學定律，進化機制是從推論而非觀察所得。這引發到關鍵的疑問：無法在當下被檢驗、觀察或辯證的理論，能否真正稱為實證科學？

達爾文本人曾承認化石記錄對其理論構成嚴重問題。若所有生物皆從共同祖先漸變進化而來，理應發現無數顯示過渡階段的生物化石。但即使經過百餘年的化石發掘，這些過渡化石仍寥寥可數且充滿爭議。

被進化論學者認為發生於約五億四千萬年前的「寒武紀大爆發」現象，尤其令人費解。在此相對短暫的地質時期內，幾乎所有主要動物門類皆以完整定型的軀體藍圖驟然現身於化石記錄之中，未留下任何漸進演化前驅的痕跡。這種驟變現象與傳統「緩慢漸變」的進化理論明顯互相矛盾。知名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與尼爾斯•艾崔奇 (Niles Eldredge)曾提出「間斷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解釋此模式，主張進化過程是由短暫而劇烈的變化與長期穩定的停滯期交替構成。然而此理論並非基於新的實證，而是由於化石記錄中缺乏過渡形態而作出的理論調整。換言之，這是修改理論以符合資料，而非由資料驗證理論。

即使如始祖鳥（傳統上被視為連接爬行類與鳥類的中間形態）或提塔利克魚（介於魚類與兩棲類之間的過渡生物）等經典「中間形態」案例，其定位也存在爭議。新的發現屢次動搖其過渡物種的地位，顯示這些生物更可能是結構完整、功能完備的獨特物種，而非進化鏈條中「半完成」的過渡生物形態。

化石與岩層的年齡測定是建立進化時間鏈的關鍵。「放射性測年法」是廣泛用於測量放射性同位素(Radioactive Isotope)的衰變，常被宣稱為客觀可靠的方法。但這些常用於進化論的技術卻依賴着一系列無法證實的假設，包括：(i) 需知道母同位素與子同位素的原本濃度; (ii) 衰變率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保持穩定; (iii) 整個系統保持封閉，並無與外部環境發生同位素交換；等等。只要違反任何一個假設，所得「年齡」便可能嚴重失準。

放射性測年的結果與已知地質或歷史數據衝突的案例屢見不鮮，例如20世紀火山噴發形成的岩石，有時竟測得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年的年齡。更甚者，對同一標本使用不同定年法常得出矛盾結果。此時科學家可能「調整」數據以符合預期的進化時間鏈，但這種做法不僅損害客觀性，更暴露其循環論證的問題。

在進化論的辯證體系中，潛藏著一種循環論證的邏輯問題：例如其理論既建機於假設的化石模型上，卻反過來用這套理論來證明化石記錄的本質。當學者宣稱「化石記錄揭示漸進演化」時，實則是以預設進化論為成立前提來安排地層時序──將化石所在岩層依進化假說排序，再宣稱該排序「證明」了演化序列。這種將結論隱含於前提的推論，使進化論在自證循環中築起看似堅固的科學框架，實則是以未經證實的假設作為論證基礎，暴露了其循環論證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其可信度也受到嚴峻質疑。

現代進化論基於遺傳學的發展，推論生物的進化是需要隨意的基因突變，並透過自然選擇，且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才可完成。但實際觀察顯示，突變都是呈中性或有害的變化，從未產生新的或更有效率的功能。遺傳學者告訴我們：在生物世界中，雖然突變可改變現有基因，但卻沒有實證顯示突變能創造新的器官，如眼睛、手腳、或翅膀等複雜結構所需的全新遺傳元素。以大腸桿菌長期進化實驗為代表的細菌研究，僅證實物種內的「微觀進化」提高適應能力，從未觀察到新體型結構誕生的「宏觀進化」。自然選擇機制也僅能篩選現有變異，卻無法創造新變異。這種種局限令人難以接受進化論的推斷。

根據進化論的推理，複雜的生物系統是經由長期、細微的變化逐步演化而成。然而，在實際的生物世界中，許多複雜系統由多個相互依賴的部件構成，必須所有部件同時存在並協同運作，整個系統才能具備功能。典型例子包括人類的眼睛、血液凝固系統以及細菌的鞭毛結構。由於這些系統在「未完成階段」並不具任何功能，自然選擇便沒有保留它們的理由。因此，生化學家米高•貝赫(Michael Behe)將此現象稱為「不可簡化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意指當一個生物系統的功能依賴於所有組成部分的完整配合時，它便不可能透過自然選擇從較為簡單的結構逐步演化而成。由此推論，這些系統大可能自起初已具備完整功能，其存在的背後乃指向「設計」而非「漸進演化」。

進化論學者對此提出「功能轉借(Co-option)」的概念，試圖解釋複雜系統可能源自現有部件被重新利用於新功能的過程。然而，這種解釋多屬推測性假設，缺乏實驗或化石證據的支持。簡言之，複雜的生物系統對於「無引導、無方向」的進化機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許多被宣稱為「進化的證據」或「進化過程」的事實，其實是經由進化論框架下的詮釋所構成的故事，而非源自直接觀察的結果。這些化石或文物本身只是考古學與地質學的客觀發現，但進化論學者往往以預設的理論假定去解讀它們，將其視為支持進化論的證據。實際上，同樣的事實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例如，人類與黑猩猩基因相似度常被宣稱高達98–99%，這一數據時常被引用為「共同祖先」的有力證據。然而，基因相似性亦可理解為源自同一位創造者的設計原則，而非共同祖先的遺傳關係。正如一位設計師在不同產品中會重複使用優秀的設計元素，再依功能需求作出局部調整，造物主同樣可以在不同生物中採用相似的生物結構或基因序列，以實現不同的生命目的。

科學的進步仰賴可檢驗的假說、可觀察的證據，以及對經不起考驗的理論作修正或淘汰。依此標準，進化論表現出明顯的弱點。其核心主張多建基於間接數據與無法驗證的假設，並依賴循環論證及超出證據範圍的推測，往往用一些假設性的詮釋構造出高度揣測性的的演化敘事，卻難以在實證層面得到充分支持，實在欠缺實證科學應有的嚴謹性。
那麼，進化論是真科學嗎？它充其量只是尚未被證實的假說，甚至可被視為建立於假設而非事實之上的敘事。此結論並非否定對自然論的研究，而是提醒人們應當區分「觀察所得的事實」與「理論詮釋的故事」之間的界線。當我們重新思考生命的起源與生物的精密結構時，或許會領會到：宇宙的秩序與生命的奇妙設計，更合理的解釋並非是盲目偶然的結果，而是出於一位有目的、有智慧的創造者之作為。正如聖經《羅馬書》一章20節所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請留意作者下一期的文章「造物主的奇妙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