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藝術相遇──由澳洲女性藝術家在歐洲特展看「失落與重生」

艾苓子

2025年12月

澳洲版文苑

20 世紀初的歐洲正值現代化浪潮。電力、汽車與攝影開啟了嶄新的科技時代；工業繁榮與城市化推動了自由開放的文化風氣。巴黎與倫敦成為世界藝術中心，印象派、立體派與野獸派輪番衝擊傳統審美。蒸汽船與鐵路的進步也縮短了大洋洲與歐洲的距離，吸引無數南半球的藝術家踏上海外之路。雖然女性地位在當時仍普遍低微，澳洲女性藝術家卻展現了驚人的創作能量。她們渴望學習、渴望展出，也渴望親眼見證傳說中的藝術殿堂；更渴望以自己的筆觸，開拓屬於女性的現代生活。她們不畏艱辛遠赴歐陸，在學院深造、參與沙龍展覽，成為澳紐現代藝術的重要開路者，為南半球帶來全新的視野與精神。

步入新州美術館 2025 年度大展「澳洲女性藝術家在歐洲1890–1940（Dangerously Modern）」的第三展廳《失落與重生(Loss and Renewal)》，最令人動容的，正是她們在戰火中的創作。1914 年 7 月戰爭爆發後，英國與歐陸的藝術學校、畫廊紛紛關閉。對流亡海外的女性藝術家而言，留下或返家成為人生重大轉折。她們在各自的城市與避難處，以畫筆尋找聲音，從戰時的經驗與感受中發展出新的主題與語言。她們不是軍事畫家，沒有受命去描繪「勝利」與「榮光」；她們記錄的是戰爭給國家、家庭和個人帶來的「失落」，並在創作中尋找「重生」。

等待中的重量

艾格尼絲・古德西爾(Agnes Goodsir)於 1905 年第二次離家後便一直旅居歐洲。1915 年，她在倫敦完成《沙發上的女孩，一封來自前線的信(Girl on couch, a letter from the front)》。女子靜坐沙發，手中信件令整個房間凝止。她描繪的不是動態，而是戰時女性最普遍、也最刻骨的時間──等待。遠離前線的她們，在狹小房間裡承受焦慮、失落與祈禱，跨越國界地彼此相連。

針線中的安慰

葛莉絲・柯辛頓・史密斯(Grace Cossington Smith)在戰爭爆發後返抵悉尼，並於 1915 年創作了著名的《編織襪子的人(The sock knitter)》。畫中少女低頭專注編織，光線柔和而堅定。她雖不在前線，卻以雙手編織愛與希望。這幅為妹妹Madge 所作的肖像，也是對無數後方婦女的致敬。明亮色塊與後印象派的自由筆觸，在戰時陰霾中堅持秩序與溫度；一雙針線，成為遠方士兵的安慰。

夜巡

悲痛化為輓歌

1917年的《他們為世界捨身(These gave the world away)》，希爾達・尼古拉斯(Hilda Nicholas)以夜色與深藍，記錄幾乎無法直視的悲痛。畫面中央，一名士兵橫臥如十字架般伸展雙臂──那是她剛新婚不久便於索姆河戰場陣亡的丈夫。她將私人哀慟化為普世輓歌，描摹女性眼中的戰爭：不是英雄頌歌，而是人性哀歌。她自述：「我曾如此孤獨，卻在巨幅畫布上畫出了心聲。」這一句，也屬於那個時代所有創作者。

黑夜裡的凝視

位於法國北部的藝術村埃塔普爾，在戰時成為歐洲最大軍營之一的所在地。伊索・雷(Iso Rae)始終留在此地，她1918年的《夜巡(Night patrol)》展現另一種黑夜：以粉筆與水彩構築壓抑的巡邏視角，幽暗、靜謐，卻緊繃如呼吸。這裡沒有前線的硝煙，只有被忽略的陰影與無聲的恐懼，是新聞與戰地報導之外、被遺忘的時刻。
廢墟裡的生命

1919 年初，伊芙琳・查普曼(Evelyn Chapman)來到索姆河戰場，陪伴負責監督澳洲士兵安葬工作的父親。她在廢墟間搭起畫架，完成《教堂廢墟中盛開的罌粟花(Ruined church with poppies)》。粉紅花叢從瓦礫探出，橙綠交錯的色彩在荒涼中綻放對比。她寫道：「屍臭仍在空氣中，但陽光依然灑落。」她並不迴避死亡，而是在破碎中凝視生命的延續，讓畫面化悲痛為重生。

這些作品，使人想起《使徒行傳》中的多加──居於約帕、以針線為寡婦與貧弱者縫製衣裳的女子。

她的愛在日常勞作中發亮，一針一線皆是信仰的實踐。這些女性藝術家的筆觸，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縫補」？她們以畫筆縫合戰爭的裂縫，讓破碎化為希望，讓美在灰燼中再次萌生。

如果您『阿們』《號角月報》的文字和網絡事工，請考慮通過以下的小額奉獻來支持我們繼續為主作工。

$1 $5 $10

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