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在首爾旅遊期間，我在市中心偶然遇上一場示威遊行。人群之中，示威者同時揮舞着韓國太極旗與美國星條旗，這樣的畫面對外國旅客而言或許略顯突兀，卻是韓國社會中一個極具象徵性的政治場景。更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者多為年紀偏大的群體，在政治立場上傾向保守派，在宗教信仰上多屬基督教，這現象深植於特定世代的歷史經驗之中。

舊恩情與新困惑

對那一代韓國人而言，美國並不只是抽象的國際強權，而是與國家存亡緊密相連的存在。1950至1953年的韓戰，對他們而言不是教科書中的篇章，而是家庭記憶、流離失所與生死邊緣的集體經驗。如果沒有美國率領聯合國軍介入，南韓今天便不復存在。這種近乎「救命之恩」的歷史感受，使得美韓同盟在這一世代眼中，具有遠超現實利益計算的道德意義。也因此，直到今日，南韓社會整體對美國仍保持高度好感，相關民意調查顯示，支持比例長期維持在相當高的水平。

然而，對較年輕的韓國人而言，戰爭已是遙遠的歷史，美國更多被視為駐軍國、談判對象，甚至是爭議來源。駐韓美軍涉及的事故、司法豁免權問題，以及2002年兩名韓國少女遭軍車撞死，卻最終無人被定罪的事件，都深刻影響了年輕世代對美國的觀感。於是，在同一個社會中，感恩與不滿、親美與反美，並存於不同世代的歷史記憶結構之中。

儒家道義植心田

這種「感恩與道義」的政治情感，並非當代韓國才出現的現象。若把時間拉回十七世紀，朝鮮王朝在滿清崛起過程中所經歷的選擇與掙扎，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歷史對照。薩爾滸之戰後，明朝在遼東與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迅速衰退，女真政權逐漸壯大。1627年，後金入侵朝鮮，史稱「丁卯戰爭」。朝鮮被迫簽訂城下之盟，但實質上仍然維持對明朝的忠誠，收留戰敗的明將，敵視後金。

當皇太極改稱皇帝，要求朝鮮承認其帝號並協助對明用兵時，朝鮮朝野反應極為激烈。皇太極計劃進攻明朝，並向朝鮮徵船，朝鮮仁祖故意拖延三日，並對後金的使臣說：「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船殆不可借也。」這並非外交修辭，而是儒家政治倫理的直白表達。在這套倫理框架中，宗藩關係不只是權力結構，更帶有深厚的道德義務。

生存與道義衝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636年清軍以朝鮮背棄盟約為由再次入侵，爆發了史稱「丙子胡亂」的戰爭。清軍迅速兵臨漢陽城下，仁祖退守南漢山城。圍城期間，朝鮮朝廷內部展開激烈辯論，主和派與主戰派的分歧，實質上是「現實生存」與「道義忠誠」之間的衝突。2017年上映的電影《南漢山城》，正是以此為核心張力展開敘事。主戰派激憤地說：

「大明曾經幫助我們打退日本，若果現在我們背棄明朝，便顯得沒有道義。」他所指的是豐臣秀吉發動的「萬曆朝鮮之役」，16世紀日本統一之後，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朝鮮向明朝求助，明朝派兵助戰，最後日軍撤退。電影中主戰派那段激憤的話，並不是逐字逐句出自某一條史料記載，但這種想法的確是當時朝鮮朝廷的主流意見，在《仁祖實錄》、《承政院日記》等史料中，可以清楚看到他們認為「背恩忘義」在儒家政治倫理上不可接受。

身侍清朝心在明

最終，現實仍然戰勝了理念。1637年，朝鮮軍隊彈盡糧絕，仁祖於三田渡向清太宗行三跪九叩之禮，朝鮮正式成為清朝藩屬，並與明朝斷絕宗藩關係。這一場景在朝鮮歷史中被長久記憶為國恥，而非和解的起點。此後兩百餘年，朝鮮在政治上臣屬清朝，文化與心理上卻始終保持距離，甚至發展出「小中華」的自我定位，以彌補道德秩序崩解後的認同危機。

正因如此，若僅以「利益交換」來理解國際關係，往往無法解釋這類持久而深層的政治情感。當然，歷史並非只有高尚的一面。現代韓國也曾出現如《神機箭》這類以民族主義視角重構歷史，甚至虛構明朝侵略朝鮮的作品。這類敘事並不反映朝鮮王朝的史實立場，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在建構自主身分時，對前近代宗藩關係的重新詮釋。它提醒我們，歷史記憶從來不是靜態的，而是會隨時代需求被選擇、重組甚至扭曲。

歷史上很多國家領袖，都是以交易態度對待國際關係，說穿了，就是見利忘義。然而，無論是朝鮮士大夫對明朝「受恩不可忘」的堅持，還是當代韓國人對美國長久不變的感激之情，都是對背信棄義者的當頭棒喝。基督教倫理與儒家精神，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以各自的方式強調記憶恩情與回應責任，這或許正是貫穿古今韓國歷史的一種脈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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