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不擅言辭，特別是在公共場合話更少，可他卻因為說了幾句不當的話，吃了一生的苦頭。父親雖然話不多，可他的話我願意聽，而且許多話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後來我知道他說的很多話出自名人或名著。可畢竟都是初次進入我的耳朵，進入我心裡，那是出自父親之口，而且父親總是在恰當的時候向我說出恰當的話。可能我說的自相矛盾，怎麼說話如此睿智還會因話獲罪？沒辦法，事實就是如此。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一個山區的學校裡，這所學校原先是一座破廟，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下課放學就只剩我們一家人。我對世界的理解、對自己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着父母。

把逃離當旅行

記得那是1967年的事了，父親帶着11歲的我和9歲的妹妹在家。一天晚上有個學生偷偷來我家告訴我父親，第二天將有一場批鬥大會，紅衛兵已經準備了很多兇器，會很殘酷的。他勸父親趕快出去躲躲吧，不然凶多吉少。那天半夜2點父親把我和妹妹叫醒，從牆洞裡掏出半包蜜三刀點心，闖入漆黑的荒野。父親說帶我們是去縣城新汶遊玩，其實我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我們不敢走大路，因為大路要經過村莊，怕遇到革命群眾，會被抓回來，只能走山路。單程20多里的路，我和妹妹半睡不醒，一路磕磕碰碰，既怕地上爬的蛇蠍，又怕遇到狼，當然最怕的還是遇到人。

那時父親還年輕，走幾十里路沒問題，可我和妹妹早已體力不支，休息一下就不想起來。於是父親一路給我們講故事，講《出埃及記》，講大浪淹沒法老的軍隊，講神保護以色列人。很多《聖經》故事從小就聽但記不住，可在那個晚上一下就明白了，而且相信神會保護我們。

也是在那次，我第一次知道了「旅行」這個詞，父親一邊走一邊問我們經過了哪裡，看到了什麼，最開心的是什麼，最不喜歡的是什麼。在黑暗中我們一邊走，一邊回憶，一邊講述，忘記了恐懼，忘記了困頓。父親說，我們就是在旅行，我們把逃離變成愉快的旅行，我們就不覺得累了。

像這樣的變相旅行發生了三次，有一次妹妹問，旅行有蜜三刀吃嗎？妹妹真的把那殘酷的經歷當成了愉快的出行。這令我父親減輕了需要安撫我和妹妹的精神負擔。後來這樣短期躲避無法蒙混過關了，父親只能逃去了外地。也許他擔心我的緣故，那個時期多次對我講：「要有文明人的頭腦，生活要像野蠻人。」父親的語氣充滿期待，也有一種不容置疑的肯定。

文明的理性與強健的體魄

一句如此簡單的話，讓我受益至今；一句簡單的話，竟然讓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認識。我曾經查過這句話的出處，最接近的應當是盧梭提出的關於教育理想的觀點。他的意思是將文明社會的理性與強健的體魄結合起來，而且健康的身體是煥發精神的基礎。對此我不予否認，但父親對我的期待更寬泛。他希望我在那偏遠的山區，在生活困苦和惡劣的人文環境裡，能生存下來且不失人格。

我還記得母親批評過父親，大意是說：「別老是用一些哲學、思想、啟蒙之類的屬世觀念教育孩子，要把孩子們帶到神的話語中。」父親當然知道有了神的應許，神會掌管一切，而且他切身經歷了神的大能和保守。可是他仍會忍不住向我們傳導他認為我們需要的知識，而且是難以從周邊學到的知識。

小時候把父親的話看得很重，又對文明的認識有限，對於一些看似簡單的事情，辨別該做不該做，在我成長的環境裡困擾着我。那時武鬥、打砸搶、失控、混亂，再加上農村裡各種陋習。很長一段時間裡，父母對我們的成長非常擔憂又無能為力。我知道《聖經》上教導「不做害羞的事」。顯然罵人是害羞的事，可隨地吐痰是不是呢？我那時用了很大的努力，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到處是污水糞便之處，戒掉了吐痰的習慣。

為了鍛練得像野蠻人，除了舉石頭、爬山各種體能，最離譜的是我為了練就腸道抗感染，偷偷地舔地上的土，幸好沒發生腸炎。現在看似很幼稚的事，可會影響一個人的精神教養和行為規範。後來在印度旅行，一塊炸糕掉在地上，我稍猶豫了一下撿起來放到嘴裡。這可能是那時形成的條件反射。

既是鞭策也是枷鎖

進入青年時起，父親的話好像是座右銘，讀書，鍛鍊，努力讓頭腦更趨「文明」，學習分辨是非，裝作有修養，待人接物不失禮數。後來我意識到，父親的話既是鞭策也是枷鎖。「文明人的頭腦」讓我很累，「野蠻人的體魄」則被我誤讀為人生必須要承受、要忍耐，要咬緊牙關，就能勝過一切。可我發現有些痛，並不是咬咬牙就能過去的。

我用了多年，才從父親的話裡感悟到：文明，不只是禮貌和克制，還包括敢於質疑，敢於用理性審視和批判自己以及現有的秩序，當然也包括父親的話。野蠻，也不僅是強健的肌肉和耐力，還應有應對極端生存環境的能力，不向內心怯懦妥協的力量和勇氣。

走進父親的話語

再後來我不再只是重複那句話，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釋它，發現我才真正走進了父親的話語，也進入了自己的話語，是繼承，還是改寫？仔細想想，人們都是活在話語中，這不一定是絕對的，但一定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或思想的視角。我們的身分、處境、價值觀，很多是由社會話語體系決定的。比如，對中國人來講，忠孝禮義是一個人的最高美德，但在另一個社會，它是壓制個性的陋習。這意味着我們都活在特定的社會話語觀念中，這個觀念影響着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行動。

神的話永不改變

米歇爾福柯認為，「話語」不僅是語言，它還包括社會權力所決定的「能說什麼、怎麼說、誰能說」的規則。中國的老話是「在什麼地說什麼話」。經常旅行的人更能體會這話，去了哪個國家就要遵循哪國的法律。當然這是話語的外在權利構建。作為個人內心是另一個世界，我想沒有人喜歡自己的心思一日三變，人的內心都是尋求穩定的、不會輕易改變的話語主導。想想誰的話是不變的，只有神的話永不改變，父母的話也在改變，也是有限甚至帶有偏見的。想到這裡我想起兒時的詩歌《耶穌不改變》：「何等榮耀美好消息，信者蒙恩典；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一唱心裡就有平安。

或許來自生活經歷，更是神的恩典，現在越來越感到對事物的理解，只有在神的話語下，才會得到真實不變的答案。什麼是文明？如何做個有教養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不是不可能，只是一遇到事，文明早拋之腦後了。只有生命改變了，神在裡面做工，自己的言行自然就有所依循。這讓我想起當初媽媽勸父親的話：「要把孩子們帶到神的話語中。」

去年我整理父母的遺物，有早期的日記，看了很感動。父親年輕時那樣有志向，努力地生活，可都是憑靠自己，以致屢遭不測身陷囹圄。但是父親始終有單純的向着神的心，最後他所有的遭遇都成為化妝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