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報刊的創辦，始於基督教西教士。報刊的印刷和發行，可說是17世紀西歐國家的一種新興社會事業；報刊新聞傳播，與歐洲各國政治轉變形勢息息相關。

報刊出版，顯然牽涉新聞人才、經濟資源、印刷技術等基本問題。至於報刊宗旨、消息來源、出版規格、編輯分類等，都是不可忽略的要素。無論日報、週報、半月刊或月刊，均受時間限制，取材自然受到規範，難度很高。

早期基督教士之所以創辦報刊，是因為要透過介紹西方事物，達到弘揚福音的目的。以報刊作為傳教工具，是因其在傳播上所具有的功用以及對社會底層的影響力。

從西方報刊發展過程看，新聞輿論不只在發表商務消息、敍述社會生活和公佈政府事務，甚至演進成為政見詮釋、民主訴求、政府監管、選舉主張、政治局勢、市場操控、民生監察、戰爭動向、人心鼓動等的工具，產生新聞輿論的功能和價值。毋庸置疑，報刊輿論是西方新聞的產物；中國認識新聞輿論價值，以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為早。

洪仁玕於1859年撰寫《資政新篇》，可說是太平天國政治改革的重大方案。其中共有5處提及「新聞館」、「新聞篇」、「新聞官」：

有新聞篇以洩奸謀，縱有一切詭弊，難逃太陽之照矣。

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商賈覽之，得以通有無。

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於一，內外適切而敷於眾也。又由眾下而達於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於准賣新聞篇或暗櫃也。

興郵亭以通朝廷文書，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新聞館以報時事變，物價低昂，只須實寫，勿著一字浮文。倘有沉沒書札銀信及偽造新聞者，輕則罰，重則罪。

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眾官節制，亦不節制眾官，即賞罰亦不准眾官褒貶。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聖鑒，則奸者股栗存誠，忠者清心可表，於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人豈有不善，世豈有不平哉。

洪仁玕意識到，興「新聞官」、設「新聞館」、賣「新聞篇」，不但可以溝通上下政情，更可收取民心公議，達到政通人和之效。其對新聞輿論價值的認識，則源於他與《遐邇貫珍》月刊的「交道」。

1853年至1859年，他在香港任倫敦傳道會傳道教士，該會創辦了《遐邇貫珍》月刊。他有否從事《遐邇貫珍》的編撰工作不得而知，但他閱讀過是可以肯定的，並藉此而了解西方新聞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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