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能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为了与己毫不相干的人,不计代价地奋斗,甚至牺牲生命;另一种,却能为一己私利,哪怕只是流俗虚名,也可无动于衷地置人于死地。
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Gnatius Philipp Semmelweis)是前者。他在1850年代,发现了产褥热的感染源,并竭力说服医生术前洗手,却因此被当时的医界围攻、权威排挤,年仅47岁就在抑郁不平中冤屈而死(他的故事可浏览本刊文章《母亲们的救星》)。
这究竟是命运悲剧还是人生选择?他本遵从父亲的要求,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将成为法官或律师。偶然的一次机会,他翻看了医学院学生的教科书,然后改变了主意:救死扶伤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悲剧的序幕,是否从此拉开?博士毕业后,他到维也纳总医院任产科医生。
如果不改专业,他是否就不会有后来多舛的人生?其实,即使成为医生也依然可以逃脱厄运,只要像其他产科医生那样,对居高不下的产褥热发病率听之任之即可。要知道欧洲大陆医生对这个流行病一筹莫展,谁也没有意识到病因是由接触感染。
塞麦尔维斯,做了相反的选择:「因产褥热而濒死的妇女的哭声,比我内心的声音更响亮,我的心灵试图让我陷入真相......」
没人不怕逆势而动带来的压力,但总有些人会因他人的绝望而痛苦,最终豁出了自己。塞麦尔维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将坚持真理的信念,化为拯救生命的行动,大胆地宣扬别人甚至不敢思考的事情——要求医生产检之前,先用消毒液清洁双手,以挽救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
实践证明,消毒洗手法大幅降低了产褥热的死亡率,但在微生物学、细菌理论尚未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凭塞麦尔维斯一个人无法打破医界因循的旧观念。他在书中说:我原本要让真理穿过时间来打通其道路,然而13年已过,我的期望还没有实现。命运选择了我作为真理的代表,坚持是我不可规避的义务。我觉得,保持沉默是一种罪恶。
即使只有一个人说出来,甚至没人说出来,真相依旧是真相。他毫不妥协地对抗著整个世界,抛弃了社会习俗、私人友谊、个人野心,单单为著免于产褥热威胁的生命。1862年,他发表长达92页的致产科教授公开信,激愤地指责产科医生是屠杀妇女的参与者,呼吁举行产科医生会议,为讨论产褥期发烧提供论坛。
他没能如愿,也没有等到他的「洗手预防病原体传播理论」被接受的一天。十几年后,巴斯德(Louis Pasteur)、李斯特(Joseph Lister)等人,通过实验证明:细菌微生物致病!
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无论孰是孰非,只有一起努力才能接近真理。1897年,在德国妇科学会会议上,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成为最重要科学事件;1908年,维也纳妇产科诊所门前,塞麦尔维斯浮雕揭幕。医学新时代开始了。
他的悲剧引申出一个专有名词:塞麦尔维斯反射效应(Semmelweis Reflex),用来隐喻某种人类行为:因为新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规条、信念和范例相矛盾,而固执地加以拒绝。后来的人批评他的导师拒绝接受新知,又迫害新知发现者,将塞麦尔维斯逐出维也纳总医院产科,使19世纪最伟大成就之一的发展晚了20年。这20年间,有多少本可以不必枉死的生命失丧?但这又岂是一个权威者的罪过!
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说:「使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除了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而且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严重的天性。」塞麦尔维斯就是撕下这天性之面纱的人:「无论多么痛苦,无论会有怎么样压抑的感觉,解药并不在于否认,必须让所有有关的人知道真相。」
揭示真相,捍卫真理,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年代,都没有轻松的道路可走。除了极少数人,多数人须一次又一次穿过被死亡阴影所垄罩的幽暗山谷。塞麦尔维斯,显然就是被牺牲的多数人中的一个。
1954年,世界外科医生联合会于芝加哥总部,为历史上10大医生建立了纪念馆,塞麦尔维斯位列其中;世界上多个国家分别制作了共九部关于他的电影;从医生到寻常百姓,也已将洗手作为起码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新冠病毒泛滥之时,洗手更成为必不可少的防疫手段。
他的冤屈已得昭雪,功绩也彪炳了史册,然而世界仍然一如既往,不曾停止过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钉死或烧死施恩者的悲剧。在地球上的70亿人中,有多少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宇宙万物是由创始成终的造物主而来?上帝的独生圣子,道成肉身,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却不承认祂;祂是天上降下的生命之粮,可以赐给我们永生,人却不接受祂;人所做的就是将祂钉上十字架!
救世之主不是用肥皂水洗净我们的双手,而是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祂作了多人的赎价,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该当如何回应这位心甘情愿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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