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今年有幸，參加了一個使徒保羅的新約《聖經》之旅，期間對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的歷史，作了一些思考與大家分享。
梳理歷史
保羅的宗教觀念和政治策略的形成，和他的處境有關，進而也影響了尼西亞會議的結果和基督教發展的方向。本文希望通過對這段歷史的梳理，和君士坦丁這位歷史人物的分析討論，找到國家與教會關係在歷史處境中的變化和軌蹟。尼西亞會議期間，政治和宗教相互影響和作用的結果也留下了很多負面的教訓，本質上還是政治和教會的關係問題。西羅馬帝國並沒有因為基督教的國教化，而改變了走向衰落和滅亡的命運。教會也因為依附政治勢力，不但破壞了教會的純潔性，同時也使得教會背離了神的啓示和《聖經》的真理。筆者因為篇幅和能力限制，不能對尼西亞會議期間的重要人物作更深入的心理和社會學分析，只是依着歷史軌蹟外部的狀態，作一些粗淺的探討。
《寬容法令》
從主前63年統一了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開始，歷代君王都在尋找和培養一種統一的、符合帝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公共宗教。隨着帝國疆域的日益擴張，羅馬人自己傳承於希臘多神信仰的多神論宗教，已經不適合一個多民族跨文化帝國的統治了。奧古斯都開始是以羅馬傳統宗教信仰保護者的身分，漸漸地把帝王的崇拜轉變成國家宗教。到了主後4世紀，由使徒保羅帶來的基督教福音已經傳遍了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而且被外邦的非猶太民族普遍的接受了。
為了獨一真神的信仰，基督徒是絕對不能接受和敬拜羅馬君王作為自己的神明，所以他們態度鮮明地拒絕了羅馬帝國的帝王崇拜，就這樣來自帝國的宗教迫害就愈演愈烈，但是基督徒的人數反而在不斷的迫害中迅速成長起來，到主後311年時，已經接近了帝國總人口的10%。就是對基督徒迫害最瘋狂的羅馬帝國的東部皇帝加勒里烏斯(Galerius)，最後也不得不承認使用武力來消滅和清除基督教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也只能頒佈對其它宗教信仰的《寬容法令》。
看見十架
君士坦丁從父親手裡接過皇位時的羅馬帝國，境內是由四王分治分裂的政治局面。境外有來自北方的哥特人在帝國的西部侵擾，東方的亞洲地區也處在波斯的威脅之下。有着非凡政治智慧和軍事才能的君士坦丁，首先聯合了東方的另外一個君王李錫尼烏斯作為同盟，佔領了帝國首都羅馬，主後312年在一次與另一個勢力強大的君王馬克森迪的決戰前，也就是著名的羅馬城外的米爾汶戰爭，他決定求助於基督徒的神，並且告訴部下他在夢裡看見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他最終贏了這場決定性的戰爭，從此以後君士坦丁踏上了統一羅馬帝國的征途。他改變了自己的宗教政策。除了給基督教神職人員和羅馬祭司同樣的免稅權力，還廢除了釘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死刑，又把基督的禮拜日定為官方假日。基督教作為一個新的羅馬帝國公共宗教的條件已經成熟，但還是需要一個統一的、符合帝國政治利益的基督教教義。筆者認為這是君士坦丁在325年提議召開尼西亞會議的主觀原因。
教義衝突
在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完全傾向基督教後，教會在帝國的幾個重要城市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基督教信仰中關於上帝和拯救的神學思想成了爭論的焦點，從教會內部的爭論擴展到了社會的每個層面。當時帝國在東部的文化中心亞歷山大城中，最有影響力教會的牧師亞流(Arius)，他所持守的基督論與亞歷山大主教的上帝論完全對立，亞流用他的耶穌基督是被造的不是真正的神的觀點，公開挑戰教會的主教和教師們，當他與主教的衝突公開後，他把自己的思想編成了詩而且還配上了音樂，不久後亞歷山大城裡的民眾和兒童，都唱起了他的歌曲。
忍無可忍的主教在320年召開了一次亞歷山大城的主教會議，參加的牧師們譴責了亞流的神學觀點，還給了他「絕罰」這一嚴厲的處罰。亞流並不屈服而是積極的尋找同盟和支持，帝國另一個主要城市尼哥米第亞的主教優西比烏，非常認同亞流的神學觀點並公開表示支持。一個在基督教會內部的神學爭論，就變成了羅馬境內兩個主要城市主流教會間水火不容的對抗，亞流也在支持者的歡迎裡回到了亞歷山大城，追隨的會眾和市民一起把整個城市引到了抗議和動亂中。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繼續發展，將威脅到帝國內部的安全，君士坦丁不得不及時處理和應對這個局面，筆者以為這是他提議召開尼西亞會議的政治原因之一。
爭論不休
君士坦丁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信經中教條的內容，但他使用權威施加了壓力，這為以後政治對教會決定的干涉開了先河。教會內部的神學爭論也開始了依靠統治者的支持，而不是依靠堅持正確的神學思想和《聖經》原則。基督教會越來越向國家教會的方向接近。尼西亞會議雖然是在君士坦丁的提議下召開的，也以信經的方式確立了會議的決定。因為君王的權威和干預，他在位時並沒有人敢於公然的反對《尼西亞信經》，但到他去世後，兒子康斯坦丁提斯(Constantius)即位，不久就開始支持亞流主義，排斥尼西亞會議的決定，放逐不順服的主教。同時教會內部對上帝論的爭論並沒有停止，大多數主教的立場雖然不同意亞流主義的極端觀點，但也不完全的接受尼西亞派的神學主張。
上帝作為
通過對尼西亞會議前後這段歷史時期的回顧和討論，筆者認為尼西亞會議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君士坦丁在羅馬帝國前期對基督徒的迫害裡，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偉大的生命力，決定利用教會強大的凝聚力，來連接和統一帝國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最終選擇了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的公共宗教，並且不遺餘力地推動尼西亞會議的召開，以求得到一個統一教義的教會，對帝國政治和文化統治的支持。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教會在近300年的歷史裡，從一個被迫害和打擊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宗教信仰，也迫切地希望依附於政治勢力得到保護和發展，教會內部的神學爭論，也只能在君王的支持下得到裁決。但歸根結底尼西亞會議是上帝藉着不同的因素也包括政治人物的歷史作用，啟示和顯現救恩計劃的一部分。
政教分離
政治與教會關係的學術研究雖然不在本文的寫作範圍內，但還是有必要作些探索，畢竟國家的宗教觀和教會的政教關係觀念，都是對歷史和教會的發展發生影響的基本原因。尼西亞會議後，東羅馬帝國從君士坦丁開始，在以後一千多年的歷史裡持續地繼承了以他創立的基督教國教化的傳統。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滅亡後，天主教雖然建立了教皇為首的聖階制度，但還是在西方國家以公共宗教的地位延續至今。天主教的政教合一以教導政，認為教會是實體的天國，國家是教會的奴僕之觀念，也是在這次會議後逐漸形成的。
尼西亞會議一百多年後的神學思想家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書中，為政治與宗教的二元分離理論奠定了基礎，愛上帝的國度和輕視地上的世界，教會是上帝在地上的城市，永遠都高於地上國家的政教觀念，對政治和教會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8世紀的約翰・衛斯理，繼承和呼應了奧古斯丁的政治教會二元的理論。以愛為上帝之城與地上世界的區分標準，把來自耶穌基督的愛帶到世界，不但愛基督徒，也愛世人，不但是基督徒的使命，也作為教會發展的行動和組織原則來遵守，筆者深深地認同這一政治與教會關係的觀點，也認為是符合《聖經》的真理。
陳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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