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秘魯庫斯科的聖多米尼克修道院前,我久久凝望那座混合了印加石基與西班牙殖民建築的教堂。這是一個象徵,一種文明壓過另一種文明的象徵——但也是一個見證,見證信仰與權力之間複雜纏繞的歷史。
在秘魯的旅行中,我聽到太多對殖民者和教會的控訴,也見到了太多的苦難和憤怒的證據,對信仰和教會的歷史,又一次讓我陷入了迷茫。
在利馬歷史博物館和資料裡,偶然中發現了一個名字:拉斯•卡薩斯神父,他像一支黑暗中的燭光,見證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念。
這個在16世紀中葉,大聲為印第安人呼籲的西班牙傳教士,並沒有踏足秘魯高原,但他的良知,卻在這片土地的歷史中發出回響。他用信仰的語言,挑戰當權者的暴力;用神學的熱忱,替沉默者發聲。在今天,他仍提醒我們:信仰若沒有公義,只會淪為征服者的工具。
卡薩斯神父,原來也是殖民體系中的一員,他在南美的另一個殖民地也擁有奴隸與土地,也曾與征服印加帝國的征服者皮沙羅同行。但他在1514年放棄一切,徹底悔改。他說:「印第安人是我們的弟兄,不是野獸。」他的著作《印第安簡史》,用血淚書寫出殖民者如何毀滅原住民村莊,奴役勞工,甚至「奉耶穌之名」屠殺嬰孩。
這是一個信仰者的覺醒。不是棄絕信仰,而是重新找回福音的核心——每個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都是應當被尊重、被保護的生命。
秘魯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國度。印加神廟的遺址之上建起了西班牙教堂;成噸的黃金和白銀妝點着聖母和聖子的祭壇,教堂正中的寶座上坐着的是聖母馬利亞,金碧輝煌的裝飾,成了印加女神大地之母。最讓我吃一大驚的是巨畫「最後的晚餐」,耶穌的面前放的是一隻烤豚鼠,十二使徒中的一位竟還換上了那個征服者皮莎羅的嘴臉。走在庫斯科的街道,我常感到一種歷史的厚重——不是書本的歷史,而是被壓抑與掙扎過的真實。
我想起在庫斯科附近參觀的一處印加人集市時。導遊說,直到今天,許多印加後裔仍在為土地權抗爭。他們的祖先曾擁有整個山谷,如今卻往往只能在邊緣地帶種植、居住。我問一個導遊:「你認為現在是公平的嗎?」他笑了笑,說:「我們相信,上帝會記得一切。」
在我們今天的教會中,關心弱勢群體和社會公義,會被視為不屬靈或無神論的標籤。但對卡薩斯來說,公義從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他在印第安人血泊中讀出的神學。他以神父的身分面對國王,寫信說:
「如果你們以刀劍傳道,那麼你們的信仰就不再是福音,而是詛咒。」
這段話像利劍一樣刺入我的心——我們今日的信仰,是否也默許了某些形式的不公?我們的教會是否也繼承了這樣的傳統?信仰如果不能回應傷痕、修復裂痕,只剩下一層教條的外殼,是否還是《聖經》中教導的真理?
我堅信基督徒的神是把自己釘上十字的耶穌,而不是釘人上十字架的。
秘魯最輝煌的建築就是教堂,利馬最著名的是幾個以立志過貧窮和節制的屬靈生活為宗旨的教堂,如源自中世紀的多米尼克修會和聖法朗西斯會。然而,在秘魯,我的眼睛看見的,不是基督教會和教堂,而是貧困落後的身上流着印加人血的「梅索蒂斯人」。
秘魯是個地震和海嘯的多發地,不到百年都會有一次8級以上可以毀滅整個城市的大地震,最近的一次是1940年,所以利馬是永遠都不會成為一座古城的,最宏偉的天主教堂就重建過4次,聖多米尼克修道院也是因為地震毀掉了哥特式建築,才露出底下精美而且堅實無比的印加帝國的石砌的建築。導遊說當年石牆上都是貼着厚厚的黃金,都被殖民者熔化後運回了歐洲,也裝飾了建在上面輝煌的基督教堂了。導遊說今年已經有過400多次小的地震,估計一次8級以上的大概不遠了。
秘魯之行讓我重新思考,我們是否只用「文化差異」去解釋歷史的不義?把殖民的傷痕當作歷史的記憶和必須記取的教訓?
我希望每一次的旅行,不應該只是拍照留念的網紅打卡,或者在牆上留個「陳阿三到此一遊」的題詞。而是能穿過歷史的層層迷霧,走進各種文化深處的心靈體驗。
走在庫斯科的街道上|陳瑋By accepting you will be accessing a service provided by a third-party external to https://cchc-heral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