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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部電影，特別像是疫情被禁足，實在沒辦法才拍的。
幾乎沒外景，一群人坐在桌子前聊聊天，吃個點心，喝個咖啡…就拍完了。
然而，不少人卻說，明明沒有恐怖畫面，卻看得毛骨悚然…
德國柏林，雪後初晴。
湖畔，一棟古典住宅，靜靜地矗立。
一群舉止文雅、打扮得一絲不苟的男士，或着軍裝，或着西服，先後進入了建築中。
一場熱鬧的會議，即將開始…
90分鐘後，會議結束了。
男人們酒酣飯足，滿意地離開了小樓。
與此同時，世界上近千萬的人，並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已經在桌子上，被這群人悄然決定，從此一路拐向了深淵…
它記錄了人類歷史上，足以被釘上恥辱柱的一次會議。
1942年1月20日，柏林萬湖的一所小別墅裡，包含蓋世太保、內閣代表、軍方等在內的15位德國高官、專家，認真討論了如何徹底清除猶太人的計劃。
大多數學者認為，萬湖會議是第一個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會議。
那次會議之後，人類歷史上最快速高效、依托於現代科技文明的大屠殺，正式拉開序幕…
短短幾年裡，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
特別是在被稱作“死亡工廠”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有大約110萬人被殺害，其中包括20多萬名兒童。
照片拍攝後沒多久，他們就死在了集中營裡
在這場會議裡，你可以看到一群衣冠楚楚的社會精英，討論徹底將另一個種族殺光的具體細節。
那氛圍太詭異，仿佛他們討論的不是鮮活的人命，而是一次普通的壓力測試，一道並不複雜的數學題…
比如，他們相當嚴謹地分辨，到底哪些人算猶太人？
純種猶太人和德國人生下來的混血兒，算猶太人嗎？混血兒生下來的孫子輩，也算嗎？
如果難以界定，這部分人能不能送去絕育？
比如，他們認真統計歐洲每個國家有多少猶太人，然後討論決定，先從哪個國家入手驅趕。
德國本土的猶太人，特別是在柏林的，他們每一個都和日耳曼民族沾親帶故，處理起來有難度，怎麼解決？
比如，轉運猶太人用甚麼交通工具，費用由誰承擔？
如果驅逐過程中，他們反抗怎麼辦？
於是有人提出，在他們上車時，交出錢財，簽訂協議，因為履行手續會讓人產生秩序感，更容易讓他們乖乖聽話…
再比如，既然最終都要殺光，怎麼殺才多快好省？
據統計，猶太人有1100萬，一人一顆子彈，太浪費了，而且效率太低，一小時才能殺1000個。
按這個速度，殺光猶太人要花10000多小時，沒日沒夜地殺，要殺整整488天。
更關鍵的是，殺老百姓和戰場上殺敵，感覺是不一樣的，有的士兵才殺了百來個猶太老百姓，就快得神經病了…
為了效率，為了保障自己人的心理健康，他們想出一個“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毒氣。
再優化一下，就有了方案的升級版：把猶太人送到集中營去，讓他們自己修建集中營。
那裡的毒氣室，每小時就可以處理2500人…
這個方案，隔開了殺人者與被害者的距離，不會對屠殺者造成心理創傷。更方便的是，還有大型焚屍爐，死人直接化成灰，隨風飄散，神不知鬼不覺…
從選址、到運輸，以及後續的處理速度，納粹把現代化生產的模式，成功移植到了屠殺這件事上，實現了流水化的高效運作…
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德國時期建立的勞動營和滅絕營，有死亡工廠之稱。位於波蘭南部小城奧斯威辛，約有110萬人在奧斯維辛被殺害。
整部電影，充斥着一種別扭的詭異感。
它沒有配樂，你可以看到一些無關緊要的鏡頭：粉妝玉砌的雪景，內飾豪華的小樓，擺盤精致的美食…
與會者在會議的間隙，討論着朋友的離世、房子的布置和裝修，恭喜對方喜得貴子，談論繪畫、音樂…
他們看上去彬彬有禮、談吐文雅，事實上，在座的15個人當中，有8個擁有博士頭銜，還有一個擁有兩個博士頭銜。
他們不是沒有頭腦的惡棍、瘋子，正相反，他們很有文化，以異乎尋常的冷靜，來做殺人的決定…
這才是最讓人恐懼的。
他們精心策劃殺人流程，爭論着各種措施的利弊，仿佛從未想過，對象是活生生的人。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當時的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確無比的事。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二戰歷史，可能都知道，在戰後審判中，很多德國戰犯為自己辯解：我是在執行命令，我不得不那樣做…
學者稱之為：平庸之惡。
這種放棄思考，對命令的無條件服從，讓人不忍苛責…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在《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一書中，卻有個顛覆這一認知的觀點：
很多納粹分子，根本不是不動腦子地服從，相反，他們頭腦靈光、積極創新，盡心盡力完成領導布置的KPI，把殺人的活兒越整越“漂亮”。
正如《萬湖會議》向我們呈現的，一群掌握知識和技術的專家，在策劃如何殺人這件事上，相當有主觀能動性。
他們積極討論，主動獻計獻策，有人甚至提前做了大量調研和實驗，證明措施的可行性…
高層是這樣，下層也不例外。
我們在很多電影裡看到，在被送進毒氣室之前，黨衛隊會非常客氣地對即將赴死的猶太人說：
請脫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你們現在要去洗澡和消毒，然後你們會被帶去自己的營房，有人會給你們送去熱湯，洗澡的時候別被燙着了！
哄騙的過程和諧而歡快，讓屏幕外的我們毛骨悚然。
事實上，這是納粹基層工作者在多次實踐後，主動歸納總結出的經驗。
哄騙人們進毒氣室，比完全依靠武力更容易，也能減輕施害者的壓力。
此外，還有一個現實考慮：死後扒下衣服非常困難，讓他們自己脫，甚至叠好，太省事了。
萬湖會議之後，毒氣室也經歷了多次改良。
比如，由於臨死前的尖叫聲太過慘烈，容易引起周邊居民的注意，於是他們把毒氣室搬到偏僻的角落。
後來，又有了容量更大，一次可以毒殺1200人，排氣效果更好的毒氣室。
再後來，他們給毒氣室的門加上了“窺視孔”，屍體不需要再從地下室運到地面，就可以直接火化…
這些，都是下層納粹分子的“自主創新”。
屠殺，固然是希特勒下的命令，但如果沒有下層的主動內卷和推波助瀾，滅絕行動不會發展到如此殘酷、邪惡的地步…
那麼問題來了，難道這些人，從沒發現，殺人是不對的嗎？
事實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發自內心地厭惡猶太人。
一戰之後，德國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和解協議，國內怨聲載道，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很容易就把德國的猶太人打成了替罪羊，讓他們為德國的困境負責。
當時的德國，從上到下充斥了“反猶思想”，以致於戰後多年，不少納粹黨員，依然對他們的罪行毫無悔意。
一名納粹黨員說：如果要用一個詞來總結我在納粹德國的經歷，我會說，天堂。
還有人說：當時的我做了正確的事，只不過現在，正確的定義變了…
記者追問：那殺死小孩也正確嗎？
他說：敵人不是那些孩子，而是他們身上流淌的血，他們長大後將要變成那個危險的猶太人…
如果納粹當中，還有人意志還不堅定怎麼辦？
電影《萬湖會議》，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把屠殺合理化的“話術”：
有人說，某一個猶太人並沒有做錯甚麼，立刻有人回應：對待猶太人這個群體，嚴厲的態度是必須的！
有人質疑，殺人是不是太殘忍了，立刻有人回應：那比讓他們餓死好，這是最人道、最經濟的。
有人提議，能不能分情況討論，有人回應：要化繁為簡，要向大方向靠齊…
你跟他們談個體，他們跟你說全局，你跟他們說眼前，他們叫你放眼未來。
他們甚至說：戰爭固然不好，但它也創造了機會，讓我們能夠激烈地幹預社會，用宏偉藍圖去改造社會。今天我們負重前行，是為了子孫後代能享福。
而一旦跨過人性底線，屠殺猶太人的工作，就變得異常簡單。
集中營遠離一線戰場，不用出生入死，況且從猶太人身上搜刮的錢財，名義上要送到國庫，實際上被層層貪腐…
於是，屠殺猶太人，成了一件既能獲得現實利益，又能滿足權力欲望的美差。
在這兒，他們為所欲為、窮凶極惡，越是冷漠無情，越容易升官發財…
怎麼樣惡毒的詞，都不足以形容他們的罪行…
但你可以想像嗎？他們在成為劊子手之前，不過就是普通人，是好兒子，好爸爸，好員工，好公民…
這不是反人性，這恰恰就是人性。
在二戰中，600萬猶太人，遭到納粹的殘忍屠殺。
我們相信世間有公道，但歷史狠狠地打了我們的臉。
直接或間接參與大屠殺的納粹，大多沒有遭到任何的處罰。
戰爭結束，他們重新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了面包師、牙醫、伐木工、教師、汽車維修工…
而集中營的幸存者，在經歷了如此深重的苦難之後，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
這些年來，我們看過不少關於二戰的影視作品，光是萬湖會議，就拍過至少三部，分別是1984年的《萬湖會議》，2001年的《陰謀》，和2022年的《萬湖會議》。
但我想說，這類題材，無論翻拍多少次，都不嫌多。
關於戰爭和侵略的描述，通常是一堆數據，幾篇陳述，歷史課本裡，幾張模糊的黑白照。
對於歷史的反思，我們或許只會，止步於喟歎和唏噓。
然而，當我們得知，一個民族可以瘋狂仇恨另一個民族，到這個地步；
當得知，人類可以為了消滅同類，而創立精確高效的責任分配計劃；
當得知，為了一己私欲，人類可以如此輕易地放棄底線和原則；
當得知，溫良的普通人，在獲得不受約束的權力後，有可能變成猛獸…
關於生命，關於殺戮，關於沉默，關於人性…
或許，我們會有更深遠的註視，更長久的反思。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凶殺、爭競、詭詐、毒恨；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聖經-羅馬書》1: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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