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大名鼎鼎的導演伊斯伍德(Clint Eastwood)像是要跟票房過不去似的，去年拍了一部節奏很慢，情節很悶的新片《查理・朱維爾的哀歌(The Ballad of Richard Jewell)》。
導演故意拍成這副模樣
影片主人公是這樣出場的：理查挪動著肥碩的身軀，推著一輛小小的運載車，為辦公區的工作人員送上他們需要的物品。他舉止笨拙，看起來有點弱智，表情有種孩子似的簡單真誠；他遇到第一個客人是一位氣急敗壞的律師，不由分說把理查罵了一頓，他憨憨地笑著，並不生氣。
90歲導演伊斯伍德，要讓這部影片在平淡中爆發出力量，以激動觀眾的心，而不是他們的眼睛和耳朵。故此影片從頭到尾，在美國南方城市尋常的街道、公園、家庭、辦公室出出進進，就像是身邊的生活，抬頭低頭都可遇見的人們，讓人覺得發生在理查・朱維爾身上的事情，也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理查的故事卻並非虛構，是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的一個歷史事件。
從受訪名人到頭號嫌犯
理查很高興成為奧運公園的一名保安，維持治安，這是他童年夢想的實現：當警察，捉拿壞人、保衛好人。他以嚴格負責的態度執勤，第一個發現了可疑爆炸物。在疏散人群之時，爆炸發生了，由於理查的及時發現，大大減輕了傷亡人數，一時間，理查成了媒體追逐的對象，報刊電視爭相報導，默默無聞的理查頓時成了名人。
然而，理查這樣的高光時刻，僅僅維持了三天。FBI在探案過程中，「犯罪側寫」顯示對理查的懷疑：有種想出名想瘋了的人，會「賊喊捉賊」，自己製造危險，自己報告，特別是那種渴望成名的底層白人男性。在全無事實依據的情況下，FBI開始朝這個方向辦案，而當地報紙的女記者以色誘為餌，從負責探案的警官得到這個消息，率先報導了理查作為頭號嫌犯受到調查的新聞。一夕之間，理查從人人讚美的英雄，直墜到危險邪惡的罪犯。
一點權力把人變成惡魔
「懷疑」本身具有可怕的力量，足以叫人從此無以立足，何況在理查的事件上，懷疑他的是FBI，報導他的是當地媒體，全都是具有社會公權力的部門。理查的律師曾說：「一點權力會把人變成惡魔。」現在，這權力的惡魔肆無忌憚地撲向理查，鋪天蓋地都是關於他涉嫌犯罪的報導，只要一打開電視、廣播、報紙，馬上可見他的大幅照片，以及導向定罪的標題。各路記者包圍了他家，他只要一腳踏出家門，無數話筒立即堵到他嘴邊：「你是怎麼安置炸彈的？」「你打算自首嗎？」「你會潛逃嗎？」
FBI前來搜查，一隊警員如機器人般魚貫而入，煞有介事地翻查他家的垃圾，並帶走一切他們認為可疑的物品，包括他母親的內衣。理查以往生活裡一切細節都被翻出來當作疑點，比如擁槍、自製炸老鼠裝置、吹牛自己是警察。警探騙過律師向憨厚的理查索取語音記錄，這一切使得這案子越來越像真的。
影片絕妙之處在於，當警方愈加傾向認為理查有罪的同時，理查的律師沃森越來越堅信理查是無辜的。他從理查真誠的眼神得到直覺的判斷，之後以最高測謊結果，和對案件的實地調查，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結論。由此他堅定要全力保護公民理查一家的權利，為理查洗清「莫須有」的罪名。這位看上去有點吊兒郎當的律師沃森，聰明敏銳，富於正義感，與蓄意定罪的那位一身制服，表情嚴肅端莊的警長形成鮮明對比。
理查個人和美國的哀歌
警方雖然有權力對懷疑對象進行深入調查，但在沒有定案之前，公民不應如嫌犯對待，也不應被曝光，受到社會壓力。限制公權力，保護公民的自由，一直是西方國家憲法落實在刑事司法的推進方向，這其中也有《聖經》所啟示的崇高原則：「定惡人為義的，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箴言》十七章15節）
在長達88天的司法調查中，理查深陷輿論壓力，他和相依為命的母親孤單地躲在房間裡，只能透過百葉窗的縫隙，看著外面可怕的記者陣。履行職責，報告危險，保護生命的理查，活生生被認定恐怖事件的罪犯，情何以堪？
影片最後，負責此案的警官仍然無理地質問理查：「大爆炸發生的時候，你為什麼絲毫無損？」理查第一次勇敢地直視對方，用主耶穌的話反問：「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翰福音》八章46節）
其實，為理查脫罪一點不難，然而FBI與媒體都對實證視而不見，他們不僅囿於自己的偏見，而且濫用手中的公權力，對一名普通公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是理查個人的哀歌，也是美國的哀歌，是當今美國政治、司法、媒體愈來愈走向僵化、極端、偏離正道的寫照。
老導演伊斯伍德這部毫不新奇的影片，平淡而深沉，人們忍耐著看完之後，居然紛紛在網上給予很高的評分。相信若不是疫情期間，銀幕落下的一刻，影院裡必定充滿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