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能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为了与己毫不相干的人，不计代价地奋斗，甚至牺牲生命；另一种，却能为一己私利，哪怕只是流俗虚名，也可无动于衷地置人于死地。
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Gnatius Philipp Semmelweis)是前者。他在1850年代，发现了产褥热的感染源，并竭力说服医生术前洗手，却因此被当时的医界围攻、权威排挤，年仅47岁就在抑郁不平中冤屈而死（他的故事可浏览本刊文章《母亲们的救星》）。
这究竟是命运悲剧还是人生选择？他本遵从父亲的要求，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将成为法官或律师。偶然的一次机会，他翻看了医学院学生的教科书，然后改变了主意：救死扶伤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悲剧的序幕，是否从此拉开？博士毕业后，他到维也纳总医院任产科医生。
如果不改专业，他是否就不会有后来多舛的人生？其实，即使成为医生也依然可以逃脱厄运，只要像其他产科医生那样，对居高不下的产褥热发病率听之任之即可。要知道欧洲大陆医生对这个流行病一筹莫展，谁也没有意识到病因是由接触感染。
塞麦尔维斯，做了相反的选择：「因产褥热而濒死的妇女的哭声，比我内心的声音更响亮，我的心灵试图让我陷入真相......」
没人不怕逆势而动带来的压力，但总有些人会因他人的绝望而痛苦，最终豁出了自己。塞麦尔维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将坚持真理的信念，化为拯救生命的行动，大胆地宣扬别人甚至不敢思考的事情——要求医生产检之前，先用消毒液清洁双手，以挽救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
实践证明，消毒洗手法大幅降低了产褥热的死亡率，但在微生物学、细菌理论尚未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凭塞麦尔维斯一个人无法打破医界因循的旧观念。他在书中说：我原本要让真理穿过时间来打通其道路，然而13年已过，我的期望还没有实现。命运选择了我作为真理的代表，坚持是我不可规避的义务。我觉得，保持沉默是一种罪恶。
即使只有一个人说出来，甚至没人说出来，真相依旧是真相。他毫不妥协地对抗著整个世界，抛弃了社会习俗、私人友谊、个人野心，单单为著免于产褥热威胁的生命。1862年，他发表长达92页的致产科教授公开信，激愤地指责产科医生是屠杀妇女的参与者，呼吁举行产科医生会议，为讨论产褥期发烧提供论坛。
他没能如愿，也没有等到他的「洗手预防病原体传播理论」被接受的一天。十几年后，巴斯德(Louis Pasteur)、李斯特(Joseph Lister)等人，通过实验证明：细菌微生物致病！
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无论孰是孰非，只有一起努力才能接近真理。1897年，在德国妇科学会会议上，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成为最重要科学事件；1908年，维也纳妇产科诊所门前，塞麦尔维斯浮雕揭幕。医学新时代开始了。
他的悲剧引申出一个专有名词：塞麦尔维斯反射效应(Semmelweis Reflex)，用来隐喻某种人类行为：因为新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规条、信念和范例相矛盾，而固执地加以拒绝。后来的人批评他的导师拒绝接受新知，又迫害新知发现者，将塞麦尔维斯逐出维也纳总医院产科，使19世纪最伟大成就之一的发展晚了20年。这20年间，有多少本可以不必枉死的生命失丧？但这又岂是一个权威者的罪过！
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说：「使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除了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而且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严重的天性。」塞麦尔维斯就是撕下这天性之面纱的人：「无论多么痛苦，无论会有怎么样压抑的感觉，解药并不在于否认，必须让所有有关的人知道真相。」
揭示真相，捍卫真理，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年代，都没有轻松的道路可走。除了极少数人，多数人须一次又一次穿过被死亡阴影所垄罩的幽暗山谷。塞麦尔维斯，显然就是被牺牲的多数人中的一个。
1954年，世界外科医生联合会于芝加哥总部，为历史上10大医生建立了纪念馆，塞麦尔维斯位列其中；世界上多个国家分别制作了共九部关于他的电影；从医生到寻常百姓，也已将洗手作为起码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新冠病毒泛滥之时，洗手更成为必不可少的防疫手段。
他的冤屈已得昭雪，功绩也彪炳了史册，然而世界仍然一如既往，不曾停止过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钉死或烧死施恩者的悲剧。在地球上的70亿人中，有多少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宇宙万物是由创始成终的造物主而来？上帝的独生圣子，道成肉身，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却不承认祂；祂是天上降下的生命之粮，可以赐给我们永生，人却不接受祂；人所做的就是将祂钉上十字架！
救世之主不是用肥皂水洗净我们的双手，而是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祂作了多人的赎价，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该当如何回应这位心甘情愿为羊舍命的好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