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4日，白宮發佈了川普第二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報告，呈現出「美國利益優先、以實力換取和平、強化邊境管控、以經濟促進文明」的戰略取向。這一轉向可能會深刻重塑美歐關係及全球權力格局。以下從三個層面分析報告中的主要戰略目標及其對國際格局的影響。
三個核心戰略轉向
1. 從全球主義轉向國家現實主義優先。不再將「維持全球秩序」視為美國的首要責任，而是將國家生存、安全與長期競爭力置於決策中心。邊界、成本與回報，成為衡量對外介入的關鍵標準。在經濟與科技領域，明確將再工業化、供應鏈回流與關鍵技術自主提升為國家安全議題。人工智慧、半導體、能源、軍工與數據基礎設施被定義為戰略資產，美國不再接受以全球化規則為名削弱自身競爭力。
2. 從價值輸出外交轉向文明邊界與主權強調。淡化了「民主輸出」與「價值普世化」敘事，轉而承認制度差異與文明邊界的客觀存在。美國不再承擔改造他國政治體制的責任，但同時明確劃定自身不可退讓的核心價值底線，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公民權利。這一立場意味着，美國將更加警惕跨國治理機構甚至是盟友政府以監管或價值之名，干涉美國國內事務與企業運作。
3. 從安全外包盟友轉向責任對等與實力威懾。對盟友體系進行重新評估，要求安全、經濟與戰略責任對等分擔。美國仍提供威懾與領導，但不再為盟友的內部政策失誤、能源選擇或長期依賴承擔無限成本。比如歐洲的安全、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安全等。報告中體現的轉向，正是川普上任近一年來正在付諸實際的行動。這將標誌着美國從「無條件安全供應者」轉向「有條件的戰略夥伴」。
對全球格局的三個關鍵影響
1. 大西洋關係：美歐走向條件式合作。報告顯示，美國正在重塑而非維持既有跨大西洋關係。雖仍承認北約與歐洲盟友的戰略價值，但不再將「歐洲穩定」視為必須無條件承擔的核心責任。美國對歐洲在能源政策、移民治理、過度監管與言論自由管控方面表達明確疑慮，不再為歐洲的制度性選擇兜底。美歐關係正從以價值為核心的同盟，轉向利益導向、責任對等的合作模式。安全依賴仍在，但政治與治理分歧將成為常態。
2. 太平洋體系：戰略重心的結構性轉移。相較於對歐洲的「降級管理」，美國明確將印太地區視為長期戰略競爭的主戰場。中國被界定為最具系統性與長期性的對手，競爭涵蓋軍事、科技、經濟與供應鏈。美國在太平洋的佈局更偏向實質合作與實力部署，重點放在與日本、台灣、澳洲等夥伴的深度整合，而非抽象的多邊制度建設。太平洋體系正由全球化整合轉向陣營化、安全優先與供應鏈重組。
3. 美澳關係：從盟友升級為前沿支柱。在報告中，澳洲被定位為美國印太戰略中的核心支點國家，其角色已從傳統盟友升級為前沿承擔者。透過AUKUS架構，美澳在核潛艇、先進武器、網絡與人工智慧等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澳洲被直接嵌入美國的前沿部署體系。同時，在能源、稀土與關鍵礦產方面，澳洲也成為美國去風險化與供應鏈安全的重要夥伴。
五個關鍵戰略實施計劃
報告在提出主要核心戰略的同時，亦提出了戰術性的實施計劃。1. 本土與西半球優先(Homeland First)。在實施層面，《國家安全戰略》將國土安全重新界定為整體國家安全的起點，而非單一部門議題。具體方向包括強化邊境管控與移民審核機制，將非法移民、跨國犯罪與毒品走私視為直接的國安風險；同時推動能源自主與能源基礎設施保護，確保美國在危機情境下具備穩定、可控的能源供應能力。在西半球層面，美國將以防範域外大國滲透為核心目標，重塑對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的影響力，優先處理移民源頭、關鍵港口、通訊與能源設施安全，而非投入制度改造型援助。
2. 處理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將大國競爭視為長期結構性狀態，而非可透過短期協商消解的矛盾。在對中國與俄羅斯的策略上，美國採取「清晰威懾、有限接觸、長期競爭」的組合模式。具體實施方向包括：加強前沿軍事部署與聯合演訓、建立穩定但嚴格的危機溝通機制、明確紅線以避免誤判，同時在科技、經濟與制度影響力層面進行全面競爭。美國不追求全面脫鉤，而是針對關鍵領域進行去風險化與戰略隔離。
3. 再工業化與供應鏈安全(Reindustrialization)。再工業化被提升為國家安全工程，而非單純的經濟政策。美國計劃透過關稅工具、補貼政策、政府採購與國防訂單，引導關鍵製造業回流或轉移至可信盟友國家。重點領域涵蓋半導體、軍工、能源設備、關鍵礦產加工與高端製造。供應鏈政策將從效率導向，轉向韌性與可控性導向，即便承受更高成本，也被視為可接受的戰略代價。
4. 科技即安全(Technology = Security)。明確將科技競爭上升為國家安全競爭的核心戰場。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網絡、能源與軍事科技被納入國安審查範圍。政策方向包括：加強對外資投資審查與技術出口管制，限制關鍵技術外流；推動政府、軍方與私營科技企業的深度協作；並反對國際規則或跨國監管機制，削弱美國科技企業的全球競爭力。科技創新不僅被視為經濟引擎，更是戰略優勢的來源。
5. 自由底線(Freedom Red Lines)。在價值層面，並未放棄自由理念，而是將其轉化為「底線型價值」。美國將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公民權利視為不可談判的核心利益。實施上，美國將抵制國際組織、盟友政府或跨國監管體系對美國國內政策、企業經營與公共言論施加約束。對外，美國不再推動制度輸出，而是在自身利益受損或核心自由被侵蝕時，採取直接回應。
可以說，川普第二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標誌着美國正式告別以全球主義與價值輸出為核心的戰略範式，轉向以主權、實力、邊界與可持續競爭為中心的國家現實主義。這一轉向將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推動世界格局走向陣營化加深、跨大西洋關係降溫、印太競爭升級。全球秩序不再由單一價值敘事維繫，而是由力量、利益與文明差異重新塑形。對各國而言，如何在安全、經濟與價值之間重新定位自身，將成為近期最現實、也最迫切的課題，而美國的戰略轉變指向的是一個核心目標：在一個分裂、競爭加劇的世界中，最大化自身的可控性、生存韌性與長期發展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