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的示威浪潮已經蔓延至全國。有人權組織指控，伊朗軍警的鎮壓行動已造成多人死亡，包括未成年人。美國總統川普三番四次警告伊朗政府：如果大規模殺害平民，美國將會介入。以美國的軍事實力，對付伊朗或許是摧枯拉朽，但問題並不在於美國能否打贏，而在於能否善後。
美國推動政權更替的典範
美國並非沒有成功推動政權更替的先例。1983年，列根總統出兵格林納達，以干預軍事政變、清除古巴勢力並營救受困的美國醫學生為理由，迅速結束衝突。數年後，格林納達恢復穩定，逐步走上民主政治的軌道。1989年，老布殊亦派兵進入巴拿馬，逮捕涉及販毒與洗黑錢的軍事強人諾里加。戰事短暫而有限，巴拿馬不僅沒有陷入長期混亂，反而迅速完成政治轉型，重回憲政秩序。
筆者曾兩次前往巴拿馬進行短期宣教工作，親身接觸當地社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地民眾並未流露反美情緒，更遑論對諾里加時代的懷念。相反，許多人視那段歷史為必須翻過的一頁。這類案例，構成了美國對外干預敘事中最具說服力的一面：以壓倒性的軍事行動，建立一個具有人民認受性的民主政體。
正因如此，前一陣子川普拘捕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羅時，支持者憧憬委內瑞拉會成為另一個格林納達或另一個巴拿馬。然而，這種樂觀推論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推動的政權更替和社會重建，幾乎沒有成功過。
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失敗
回顧小布殊時代，美國迅速推翻塔拉班政權，軍事上幾乎是教科書式的勝利，卻在政治上付出長期代價。美國建立了一個在外援支持下運作的政府體系，然而這個體系的合法性並非來自社會內部，而是倚賴外力維繫。當美國撤軍，整個結構在短時間內瓦解，塔拉班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重新掌權。這不是軍事失敗，而是治理失敗。
伊拉克的經驗更具警示性。推翻薩達姆的確易如反掌，問題在於隨後出現的制度真空。屬於復興黨的舊有軍隊與官僚體系被迅速解散，數十萬受過軍事訓練、失去生計與尊嚴的人被拋入社會邊緣。宗派政治趁勢而起，外部勢力介入角力，例如伊朗的滲透。在長期混亂下，最終孕育出伊斯蘭國這個比原政權更殘暴、更不受控的極端組織。雖然現在伊斯蘭國已不成氣候，但伊拉克仍未建立真正穩健而有效的統治。
這些案例說明了一個殘酷現實：推翻政權與建立秩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技巧。格林納達與巴拿馬之所以能迅速復原，是因為當地原本就具備國家認同、行政能力與社會共識；再說遠一點，二戰後美國能夠成功改造日本、西德、意大利，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戰前已有深厚的現代化基礎，而且人民質素很高。軍事行動只是移除障礙，而非重新打造整個政治共同體。
川普也可能會重蹈覆轍
伊朗確實不同於阿富汗與伊拉克。它擁有深厚的民族認同、悠久的文明傳統，以及相對成熟的官僚與技術階層。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政權一旦倒台，民主便會自然降臨。伊斯蘭革命衛隊既是軍事力量，也是經濟寡頭與情報網絡；反對派則高度分裂，缺乏一個被廣泛承認的過渡核心。此外，伊朗處於中東地緣政治的樞紐，任何權力真空都必然引來外部勢力介入。
因此，即使川普真能摧毀伊朗的神權政府，也未必能避免重演小布殊的覆轍。問題在於誰來接手、如何接手，以及美國是否願意承擔長期後果。歷史已多次證明，沒有內在合法性的制度，以及人民邁向現代化、世俗化的意願，只靠由外部輸入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只有「橫的移植，沒有縱的繼承」，終歸令改革猶如曇花一現。外力終有撤出的一天，尤其是缺乏耐性的美國。
川普與小布殊都面對類似的陷阱：他們都低估了政治勝利比軍事勝利更加困難，兩位總統都承擔着美國人民性格的包袱──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不關心、對長期培養缺乏耐心。然而，兩者亦有不同之處。小布殊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反對者批評其動機是為了佔據石油資源。戰後，美國並沒有掠奪伊拉克的石油。事實上，小布殊的動機更傾向理想主義，他以為其他國家實現美式民主，便可以剷除恐怖主義的溫床。
相反，川普並不是理想主義者。他處理烏克蘭、格陵蘭、加拿大、委內瑞拉的方式，明顯是交易式、威嚇式、結果導向的。他關心的是礦產、石油及其他戰略利益，卻對後果缺乏長期承擔的意願。這反而可能更危險，因為「打垮但不善後」，或以美國利益為大前提去「善後」，可能會惹來當地民眾更強烈的反彈，並在國際社會中進一步損害美國的信譽。
在執筆之際，川普政府尚未對伊朗動武。不過，若果真的發生，我衷心希望以上的質疑是錯誤的。我真誠希望伊朗人民能夠擺脫神權統治，享受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