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講緣份，這也不無道理。細想起來，我與神（上帝）和基督教極有緣份的。記得孩提時，我跟着祖母或外祖母去佛教廟宇，每次都被那些青面獠牙的偶像以及陰森的氛圍嚇得心驚肉跳，以至成人之後也有心理陰影，所以每當遊覽風景名勝，我都會刻意迴避那些廟宇。但對基督教的教堂，我自小充滿了好奇。家鄉重慶的中心區，有一座高高聳立的尖頂教堂，我覺得很神聖很美麗，就是遠遠地望一望，也感覺賞心悅目。
與神不期而遇
我是何時認識神的呢？屈指算來有34年了。1986年我在上大學，班裡有一位姓李的同學，這位濃眉大眼的大姐比我年長十歲，非常關心我，課餘時間上哪兒都帶着我。她自言信仰基督教，有一本小而厚的《聖經》愛不釋手。那時文革才結束十年，改革開放剛拉開帷幕，基督徒在中國大陸可謂鳳毛麟角，舊時的教會百廢待興。
雖然神對於我來說還很陌生，但所幸的是我並不反感。我好奇地問李大姐為什麼信仰基督教，她告訴我：「我的哥哥嫂子在美國，他們都是基督徒。每當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是依靠神度過難關的。以前我有個鄰居阿姨也是基督徒，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她被紅衛兵批鬥，整得很慘，但她依舊待人很平和，臉上始終掛着微笑。」聽着李大姐的描述，我的眼前出現這樣的畫面：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婦女，白天被紅衛兵押上台去批鬥，慘遭拳打腳踢，夜晚偷偷地拿出《聖經》就着微弱的燈光閱讀，第二天清晨她一身整潔、頭髮紋絲不亂，嘴角噙着笑意出現在街坊鄰居面前。這個臨危不懼的天使般和藹可親的基督徒形像一直珍藏於我的心底，至今無法忘懷。
1988年的寒假，學校組織我們去四川自貢學習。李大姐帶着我到當地的一間教堂拜訪。那是間古老的小教堂，大廳最多只能容納一兩百人。記得那天只有牧師在，李大姐向牧師請教一些問題，牧師耐心地一一作答。我不能完全聽懂他們談話的內容，但仰望牆上的十字架，一種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感覺整個氛圍是肅穆而恬靜的。
若干年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李大姐是神派到我身邊來傳福音的第一位使者。
從徬徨到重生
上世紀90年代初，大陸掀起孔雀東南飛的熱潮，我從重慶到了廣東，最初幾年經歷了意想不到的困難，甚至災難性的打擊──聽不懂粵語，無親無故兩眼一抹黑，思念家鄉和親人；職埸競爭的壓力；情感上遭受挫折；父親因醫療事故遽然去世後，母親又一病不起……我白天強顏歡笑，夜晚淚水漣漣。在最不堪忍受痛苦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對我說，去教堂坐坐吧。於是我四處打聽，找到了一間教堂，當時只有20多個會友。一個週末，香港的教友來這裡演出，用小品的形式傳福音，生動感人。我當時萌生出一個念頭，那就是基督教一定會贏得人心和世界。
我在這間教堂買了屬於自己的第一本《聖經》。不過，這一時期我與神的關係，還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只是偶爾翻閱《聖經》，或孤獨時去教堂坐一坐。
1995年的春天，在一次會議上我認識了帥姐這名基督教徒，她向我講述創世記和耶穌受難的故事。見我對此感興趣，只要一碰面她就會提及這方面的話題。帥姐和李大姐傳福音有較大的區別，她的心情很迫切，顯得有點焦急，而李大姐只是用虔誠的行動來感染我。我一度反感帥姐的過度嘮叨，有點疏離她。也許她察覺到了這點，後來一次見面時她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送了一本書給我，考門夫人寫的《荒漠甘泉》。我很喜歡這本書，一直將它和《聖經》放在一起，無論走到哪裡都帶在身邊，直到今天。
儘管我還沒有專心致志地仰望神，但神對我不離不棄，一直不停地呼召我，又派了第三個姊妹向我傳福音。
1998年春節，我從廣州飛往成都與姐姐全家團聚。成都的冬天北風呼嘯，陰冷潮濕。一天姐姐對我說，她的同學鄧醫師聽說我來了，想見見我。好啊。我滿口答應。那天下午滿面春風的鄧醫師一進門，屋內的寒氣頓時退卻了許多。寒喧一陣之後，她從手袋裡掏出一張光碟來放給我們看。這是美國華人基督徒製作的傳福音的光盤，從中國的歷史入手，講述人代替神、無法無天無視神的危害……
原來鄧醫師是一名剛受洗不久的基督徒。她第二次上門向我講述了她如何認識神，以及決志前後生動的見證。她講述的一切很真實，令人信服。
此後多年我以慕道朋友的身分到教會參加主日敬拜和聖誕節慶祝活動，還有聖經學習班。由於體制內工作性質的限制以及個人的軟弱，我從徬徨到期待，從期待到渴望，十多年又過去了。一直到2014年10月，我終於懷着激動而喜悅的心情，在廣東的一個教會決志接受耶穌，成為神的女兒。接受洗禮那天，在牧師的帶領下唱了幾首好聽的讚美詩，其中一首是《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樂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頭上的烏雲，心裡的憂傷，全都灑落。」
至此，我獲得了新生。
我與上帝的不解之緣|盧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