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蘇達州最近成為全美移民辯論的焦點，原因在於聯邦執法行動增加，且公共敘事被高度道德化。在許多抗議活動中，「ICE=殘暴」、「執法=恐怖」、「反對執法=憐憫」，成了簡化的口號。這把原本複雜的政策議題，簡化成二元對立，讓民眾失去釐清事實、討論改變的能力。

公共敘事失衡

在明尼蘇達州，抗議者曾以「容許ICE使用停車場」為由，對Target商店進行抗議，把該商業點描繪成「共犯」。此舉反映一種思維：只要ICE在生活周邊出現，附近的機構就被視為助長傷害。這不是政策論證，而是一種「全面性道德指控」。

當這種指控主導公共話語，民眾就更難分辨：合法的針對性執法，與不當攔查、過度用力或歧視性行動之間的差別；也更難建立有效監督機制，去處理真正的違法或濫權。

因此，所謂「ICE殘暴」的說法，往往與法律概念脫節。依美國法理，執法人員可與民眾交談、詢問，未必構成「扣留」；而一旦構成「扣留」，就涉及第四修正案標準，通常需具備合理懷疑。若把任何接觸、詢問、要求出示證件，直接等同於「綁架」或「恐怖」，容易把「證據」讓位給「語言」，並形成自我強化——只要有執法就必然是暴力，只要有反抗就必然是正義。

政府正在將殺人犯、戀童癖者、恐怖分子和其他罪犯從全國各地的社區清除出去

對ICE的誤解

另一個常見誤解是：很多人以為ICE的權限只針對「移民」，因此一旦涉及公民或合法居民，就必然代表濫權。然而，移民法規下的相關授權，使移民官在特定條件下，得以處置其在場目睹的犯罪或重大罪行。這並不表示任何行動都合理，更不能用來掩護不當執法；但若忽略法律授權的存在，就會導向兩種極端錯誤：其一，反ICE一方認定「只要接觸到公民就一定是失控」；其二，挺執法一方認定「只要有權限就一切合理」。成熟的公共討論必須同時承認：權限存在，不代表沒有違法；涉入公民，不等於濫權，而是需要回到具體事實與程序。

最敏感且最易觸發的，是族裔與外貌因素的爭議。在合理懷疑的實務中，種族、口音、地點、工作等因素是否可被納入判斷，一直是法律與社會衝突的交界處。反ICE運動常把問題簡化為「以種族單一因素攔查」，但現實更複雜：法院與執法實務辯論的焦點，往往是「種族是否被當作唯一或決定性因素」，還是「在多因素情境中被不當放大」。若公共敘事只允許最激烈的版本，就會阻斷真正必要的改革：例如更清楚的攔查標準、行動記錄、申訴與審查機制、以及對違規者的紀律處分。

政策常被誤讀

在這種二元敘事下，川普的移民政策也常被誤讀。許多反對者把政策理解為「全面敵視移民」，而支持者則把政策理解為「一切執法皆正當」。

然而，政策現實包含多重面向：邊境控管、針對犯罪與遣返案件的優先順序、工作場所執法以及合法入境與勞動需求之間的矛盾。就連執法強硬派也不得不面對勞動市場依賴的問題：農業、服務業與某些產業長期仰賴移民勞動，單靠口號難以處理制度需求。

當社會只用「殘暴或不殘暴」來評價政策，就會避開最艱難但最關鍵的問題——如何建立可行的合法途徑？如何在守法與人道之間取得制度性的平衡？如何兼顧社區安全與個案尊嚴？如何打擊人口販運與文件詐欺，又不把普通家庭推入恐懼？

拒絕兩種極端

明尼蘇達的反ICE行動若陷入「執法即暴力」的全面敘事，是因為它能提供群體認同與道德感，並使人對修正資訊失去耐性。人們選擇性放大片段影像、語言升級（以「恐怖化」取代事實）、把周邊機構視為共犯、以零和道德審判代替細緻討論以及把政策素養不足當成美德。結果，公共辯論變成「表演道德」，而非「解決問題」。

事實上，更可靠的做法是拒絕兩種極端：一方面，社區與倡議者可以堅決要求合法標準、透明度與問責，並用法律與監督機制處理濫權；另一方面，執法部門也必須建立更清晰的優先順序、避免擴大恐慌、降低歧視性做法，並以可檢驗的程序贏回公信力。移民議題若要真正走向改革，社會需要的不只是激情，而是能被檢驗的事實、能被追究的責任、與能被落實的制度設計。

美國民眾可以在政府官方網站，看到更多在社區中被ICE抓捕的窮兇極惡的罪犯們：https://www.dhs.gov/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