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
文／蒙愛

從小到大倒頭就睡，聽到有人因失眠問題而苦惱，我只能寄予同情，怎樣都無法體會箇中滋味。

直到45歲那一年的嚴冬，由於工作壓力，加上思念11歲住校的兒子，生活的焦慮指數不斷上升而不自知。一天下班回到家中，覺得身體累得不行，東西都吃不下，但晚上卻徹夜無眠；第二天看了家庭醫生，服用了一種放鬆肌肉的藥，仍然無法入睡，就這樣連續45天，每天24小時都醒著，真是痛苦之極，巴不得一死了之，孤寂腐蝕著我的心靈，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以前一般人對抑鬱症的認知不多,有教友說我對神（上帝）沒有信心，更有人斷言我被鬼附了，極其虛弱的我，聽到這樣的話，就像傷口被灑了鹽。直到一位有經驗的牧者力勸我去看精神專科，我才開始走出漆黑的隧道迎向光明。

精神科醫生說亞洲人身量小，使用抗抑鬱症要從小劑量開始，逐漸增加到合適。用藥一個禮拜後，我開始感覺到有一點快樂的感覺，醫生便調整劑量，並勸我耐心等六週，再作評估。那個時期，我每天能睡一、兩個小時，但心裡很期望馬上脫離孤寂無助的苦海，起初的一、兩個星期叫我很失望，但醫生不斷鼓勵我（她同時也是心理治療師），加上丈夫、家人的支持和神藉《聖經》來安慰我，的確在六個星期後，我可以閱讀一丁點書，可用電話跟朋友簡短談話……這些平常人做的平常事，對憂鬱症病人卻是挑戰，因為這些腦力活動需要極高的專注力，而專注力和記憶都是很費勁的。

由於我延誤了45天才開始對症下藥，病情因而惡化令全身劇痛，故此我還要服用一般的止痛藥；醫生也認為減輕身體的疼痛有助減輕精神的壓力，雖然我知道止痛藥會傷肝，但在衡量得失利弊下，我還是很聽話地按照醫生指示服藥，過了三、四週，身體開始不痛了，便停了止痛藥，繼續服用抗憂鬱藥。在藥物適應期間，我因睡眠不足，曾哀求醫生處方安眠藥，但她卻勸我忍耐，因為抗憂鬱藥在補足我腦部所欠缺的血清素之後，我便可以安然入睡；靠著神的愛和對醫生的信任，我忍受過來了。這六個星期有著許多煎熬，我常希望自己馬上正常起來，醫生卻安慰我說人的身體需要時間來調節，它不像機器可以馬上開、馬上關，當生理安定後，心理上的快樂感也會提升。我每週見醫生一次，她除了仔細詢問我藥物的反應外，也跟我協談45分鐘，將我自原生家庭所經歷的成長苦澀、造成我有負面思想的重大事件都拿出來分析。她用「自我認知療法」幫助我把負面的情緒指認出來，再用神的話語為保證，好使我能將深藏心靈幾十年的垃圾倒出來，並找證據證明負面的思想並不是真的，應該將它丟棄。我的身體、心靈、情緒開始進步，透過神話語的提醒，我發現過去常以律法主義看待自己和別人，現在開始轉變，以神無條件的愛、白白的恩典和完全的接納為保證，令自己從「表現主義」的桎梏走出，以「恩典主義」替代，心中找到真正的安息。

經過六個星期後我逐漸康復了，但為了補足所缺的腦化學，醫生讓我吃了足足14個月的藥，最後兩個月是減藥期，先從減半開始，直到完全停藥。

這一段養病期間，我認識哪些人懂得說話，哪些人「好心說錯話」；要關心憂鬱症病人並不容易，但只要以關愛的眼神、鼓勵的話、擁抱、溫暖的慰問或卡片（特別是金句卡），就很足夠了。我的丈夫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他曾用盡各樣的辦法來增加我的食量，講笑話給我聽，經常握著我的手鼓勵我外出散步，又忍耐我一些很負面的氣話……若沒有他這個關鍵人物的幫助，我不可能這樣快速恢復的。台灣人稱配偶為「牽手」，實在有它深奧的涵義啊！

醫生坦誠地告訴我，如果我的病症是因遺傳因素而來，是極有可能再次復發的，加上年紀漸長，體內賀爾蒙分泌減少，如果疾病再犯，不要抗拒服用少量的藥來讓生活更有品質。我曾經為此建議而掙扎，但這幾年學會從另一角度看，特別是參加了許多安息禮拜之後，深感人生的有限，只要我還活著，就應該快快樂樂地倚靠神而活，如果人老體衰，需要倚靠藥物，我應該為著有藥物和醫生的協助來感謝神。想開後，我反而不再為還沒有發生的事情而驚恐了，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神使我在夜間歌唱。經歷了神的慈愛和大能後，我更覺得自己的渺小有限，雖然有許多事情不能明白，不得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只要有耶穌同行，我心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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