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

舉世矚目的美韓談判結束，我想不少人都呼了一口氣。表面看來，結果還是不錯，叫人擔心的核戰似乎暫時擱置，美韓領袖能面對面商談，對世界保持和平終歸是好事。

美韓峰會
那邊廂，美韓峰會前，七國領袖（G7) 及中國與俄羅斯亦紛紛開會，一時間國際眾領袖像是特別多的動作，有些更似在摩拳擦掌（一起向美國施壓），而特朗普在開美韓峰會前都有不少舉動，如突然取消會議，似是盡其努力加強升勢，及提高其協商的籌碼。

向和平邁進一步
政治舞台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是人所皆見的。事實上，今次美朝的成果仍未能確定，因為真正的商討和落實的細節，需要美韓雙方其他官員共同努力去擬定。有趣的是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會後所發佈的消息，都是相類似：他們個人的魅力和聰明，成功地為自己國家爭取了巨大的利益，迫使對方作出重大的讓步。這場角力是特朗普贏了，還是金正恩贏了？目前仍是未知之數。無論如何這次兩國領袖公開地釋出善意，是向和平邁進一步，對於全球的福祉、各國的權力相互制衡，總算是好消息吧！

重判梁天琦
回望香港，六月份似乎沒有帶給人們好消息。不少人士對梁天琦的重判，都感到失望和震驚。的確，幾位年青人因第一次犯案換來六、七年的牢獄生涯，代價實在沉重，不難想到這判決要收殺一儆百之效。就著此事，坊間再次議論紛紜，不同團體的言論及觀點，更是南轅北轍。負責判案的彭寶琴法官強調，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與犯法兩種人，犯法的就要受到懲罰；似乎法官唯一要問，是法律的字面意義，而不理會立法的動機和原則。
另一方面，彭官認為梁天琦等人，雖然表面上沒有做成任何人的嚴重傷亡，但因他們要為整個旺角騷動的破壞負責任。似乎說法官不應只以犯人的實體行動判刑，卻是以行動的影響力去衡量懲罰。
到底法官應否考慮犯人行為的社會意義？彭官兩種說法之間是否有衝突？我們相信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和平及公義，《聖經》中有一句話：「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如果法官只按照字面去執行法律，結果可能會製造社會重大的撕裂，使人對法律制度失去信心，法官是否要考慮，他的判刑對社會的影響，從中作出調整？彭官在頒下重罰時，強調要維護法紀的尊嚴，但法紀尊嚴是建立在公義的彰顯上，抑或在嚴刑的恐嚇之上？

法治的精神
正如不久之前幾位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DQ，喪失議員的資格，不少市民會問：為何政府在回歸後數年，對於反對的聲音和行為會採取比較包容的態度，然而今天卻一反常態，不斷用更嚴厲的做法對付異見者？基本的法治及機制好像未有改變，但改變了可能是機制後面的意識形態與施政理念。當法官的判決，導致眾多市民懷疑司法公正時，法官有責任解釋，他所用的公義原則，並不是硬生生把犯人的行為和社會的處境割裂。法治的精神不能停留在依法懲罰的層面，法治更要求所立的法律及執法的過程，必須以社會公認的公義原則為根基。

成立專責獨立調查委員會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月台鋼筋接駁涉造假一事，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有關事件，期望調查委員會展開工作後6個月，向政府提交報告。調查委員會有權傳召證人攜同文件作供，亦有權發出逮捕令，強制相關人士出席，無合理辯解而拒絕出席的人，可以被控藐視罪。市民對於成立專責獨立調查委員會均表認同，但有人提出六個月時間太長，因為根據政府的時間表，六個月後沙中線已通車，不過追究責任對市民來說，都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
從行政管理及分工的角度去看，令人費解究竟現在是工程人員出錯，抑或監察乏力？監察的責任究竟在港鐵，還是在於政府？多年來政府盛行用外判方式去處理工程，說是跟隨私人企業的做法，目的希望可以為公共開支省錢。可惜，這個做法即是將重大涉及公共利益的工程外判，當問題一再出現，如何能有效地釐清層層疊疊的架構去追究責任？更要反問：這種外判手法有沒有檢討的必要？若果港鐵及政府皆為監察者，是否可減省人手，更細密地分工？政府有否重視專業與資深的工程人員之見，確保工程和市民的權利及安全？

關愛文化
今天仍然有不少大學生表示，他們願意放棄在商界的高薪厚職，轉而投身社會服務或輔導行業，原因是他們覺得公共事業或福利事業，更能表達出人性化的一面，有助社會建立一種真實的關愛文化。其實香港有不少有理想、有良心的青年人，就算我們否定少數人的偏激行動，也可以認同他們追求理想的熱情。我們成年的一輩，有沒有製造空間讓他們去追求理想？還是以「秩序」驅走理想的空間，迫使他們成為憤世嫉俗的隱青，或是口不對心的「世界仔」？不論在司法或是行政的層面，有權力的人應意識到，他們須作公平公義的範例，年青一輩才會信服他們。
在極之商業化及唯利是圖的香港，公共事業的管治和理念，可能是一個值得眾人再三思考的問題。《聖經》中說：「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但願政府能時刻儆醒，以智慧的行動去賺取社會的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