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
專題策劃及撰稿：趙秀華、兆輝、程真、何國鴻、 陸小顏、凌美屏、周簡艷珍

我一向是「乖學生」，非常安靜，從不舉手答問題。在英國唸大學時，同學們踴躍發言，甚至激烈辯論，我仍然平平安安地做觀眾，直至遇到費朗老師。

頭髮和鬍子都斑白，健談幽默、笑容可掬，費朗像個縮水聖誕老人。他不像其他講師講完課便走，而是特別關心留學生，下課後會問我們是否明白他所教的，我也只會點頭說是。當他週末有空，便會約幾個學生去遊覽。他駕車駛入大街小巷，沿途講解英國的文化歷史，分析社會現象。每次遊覽，比起看十本書學到的還多。

有一次，我和香港同學去費朗的家參加篝火晚會(bonfireparty)，那是秋天的節日，家家戶戶會把黃葉枯枝掃在一起，生火燒掉時舉行燒烤會。費朗的太太和女兒和我們聊天，我感到溫馨，於是愈講愈多。費朗從未見我說這麼多話，好奇地問：「為何香港學生上課時，總是特別安靜？」「我害怕說錯話。」我回答。「妳又不是首相，說錯話有甚麼大不了？」費朗的回應令我們大笑。「是害怕內容有錯，或是英語文法有錯？」他繼續問。「兩樣都怕！」我坦言。「留學生中，香港學生的英文水準不錯，你們寫的論文成績很好，但口語表達能力較弱。反而非洲或中國內地學生說得更流暢，因為他們不怕講錯。多講多試，是唯一可以令語言進步的方法。」他侃侃而談。「至於說話內容，更不必擔心說錯，學問是從互相交流中學到的。若只是聽課、看書、做功課，那倒不如唸遙距課程，便宜得多。」

費朗的一席話，如當頭棒喝，令我決心改變，不想再做瑟縮後排的「鵪鶉」。費朗也刻意安排了分組討論，讓較安靜的學生們放膽發言。兩個月後，我已經可以在課堂上加入辯論，為了支持我的觀點，我努力找資料，學到很多。我發覺這樣上課很有趣，也不容易打瞌睡，更可愛的是，同學之間不會因立場不同而結怨，反而多了同學找我去打球玩樂。後來才知道，太沉默令人感到有距離。

另一次，費朗問我們，希望將來為社會作出甚麼貢獻？當時我啞口無言，坦白地回答：讀書只是為了個人前途，因為香港是個爭長競短、掙扎求存的地方。他問：「難道香港比非洲窮國更難生存嗎？非洲同學有想過改善國家啊！」我很慚愧，於是自此便多些留意社會需要，也想及自己可以做些甚麼。

一直以來，我對老師既敬又畏，常感到老師們操控生殺大權，使我看重在考試壓力下的生存技巧，但相信這並非老師們的理念。留學的經驗使我體驗到，真正能啓發學生的，是能夠在亦師亦友的關係中發揮創意，反省自己，探求人生。但願香港的教育制度能有所改善，減輕師生間的壓力，讓老師有更多時間關心學生。

今天，我經常在工作上鼓勵同事提出建議，說話錯了可以修正，沒甚麼大不了。不論職位高低，很多同事都有創新的意念，解決了不少難題。我也關心社會，努力為香港出一分力。這些都是從費朗老師學到的功課，使我終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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