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旋律: 湯華燊獲提名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

2014年11月
文／楊鴻鈞

候選諾獎

2014年諾貝爾獎得獎名單揭曉前兩星期，在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預測榜單中，身居墨爾本的湯華燊躋身其中。

湯華燊1986年獲Griffith大學化學博士學位，隨後進入澳洲聯邦科學和工業研究院(CSIRO)工作，在高分子聚合方法及材料科學研究上成績卓著，有多項創新發明，並獲廣泛應用。他與另外兩位科學家同僚Graeme Moad博士和Ezio Rizzardo博士，一起參與「可逆加成──斷裂鏈轉移聚合 (Reversible Addition -Fragmentation Chain Transfer)」的技術開發。

這個被簡稱為R A F T的技術，從1998年迄今已有七千多篇科學文獻發表，並在這領域被科研者廣泛地引用；亦被60多家企業（其中包括L’Oreal、IBM、Dulux等跨國公司）申請超過500項專利，為CSIRO帶來專利收益。三位科學家作為該項技術的發明者，獲提名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

湯森•‧路透機構通過研究論文的引用資料，發掘科學和經濟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研究者。自2002年起，依據引文桂冠榜，即分析科研論文以及相關引文的次數，已經成功猜對35位諾貝爾獎得主。按照該機構一位資深分析員的說法，被引述超過一千次的論文屬於頻繁引用。而湯華燊與其研究夥伴發表的論文被引用比一千次的翻倍還多。正因為如此，澳洲大眾與主流媒體，無不熱切期待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將頒發給這三位澳洲的科學家團隊。

事實上，就在今年5月，這三位科學家，剛剛榮獲澳洲技術科學及工程學院ATSE Clunies Ross大獎，表彰他們的傑出貢獻。在該機構發出的新聞通稿中，他們被譽為澳洲科技界的英雄(Honours for Australia’s Hero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儘管他們今年無緣諾獎，但他們的成就無疑已成為澳洲的驕傲。

出生貧苦

多數現代人會認為，人生要有成就，一定要從小創造條件，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要贏在起跑線上。可是湯華燊的人生卻要給你另一種回答：事實不是這樣！

「我在戰亂的越南堤岸出生，家境非常貧窮。在我小學四年級時，父親因體力不支不能做工，全家幾乎沒有入息，只好搬遷到一個偏遠的地方。簡陋的小茅屋沒水沒電；左右無鄰，周圍雜草叢生；食水要靠雨水，或步行十多分鐘，到街上一口水井打水食用；煮東西用柴或炭來燒，常常弄得屋裡黑漆漆，烏煙瘴氣；晚上讀書寫字，靠點油燈照明。」當年艱苦生活情景，湯華燊至今還歷歷在目。

「接下來的日子，靠著母親結起厚繭的雙手辛勤勞作，賺取零碎收入來養活我們。我和比我稍大的兩位哥哥讀書所需的學費，要依賴年長一些已工作的哥哥和嫂子們的支持，才得以讀至初中畢業。比起我上面的兩位哥哥，我可算家中的幸運兒，在經濟拮據的環境下，仍可完成高中學業。之後我寄居在一位兄長家中，透過半工半讀，完成越南大學課程。」貧苦，可以消磨人的意志，也可以激發人的志氣，顯然，湯華燊屬於後者。

政權交替

1975年4月30日，南越政權被越共推翻。

「社會主義新政府掌握了政權，導致人心徬徨，人們感覺無援無助。新政府在六個月內兩次改換貨幣，把有錢人家的物業充公，使他們在一夜之間失去他們的財富。特別是越南華人，不僅失去財產和自由，且受到第二等甚至第三等公民對待。」對於越南華僑來說，這次災難性的政權更替，意味著一場噩夢的開始。

「所有曾經在舊政府任職的人一律被強迫送到勞改營做苦工，接受洗腦。我有四個哥哥在舊政權時當兵，他們無例外地被遣送到不同的勞改營做苦工。那時我正在修讀大學最後一年課程，我也被強迫接受九個月類似洗腦的政治學習，才得以畢業。那是1976年。」

「以我華人的身分和我家人曾在南越部隊服役的背景，我所獲得分配的工作是在遙遠的鄉下當一名中學老師。而我幸運地透過我的大學化學教授的幫助，在一間縫紉機器公司當上化學分析員，這使我可以留在西貢，不用離開家人，並且在下班後繼續跟隨我的教授進修化學知識。」

在艱難的環境中，雖然道路坎坷，似乎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領著湯華燊頑強前行。

投奔怒海

此時，越南的情勢日趨惡劣。隨著社會主義政策的推行，華人受到越來越嚴重的鎮壓和排斥。數以萬計的華人冒著生命危險，繳付昂貴的船費投奔怒海，這就是於70年代後半期開始湧現的越南難民潮。及至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華人的日子更加難過。為了遠離越南政府的報復和逼迫，湯華燊也加入到這個逃難的行列。他家中排行第七的哥哥為他付了五兩黃金，給他買了一個船位。

「我充分意識到要離開越南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亦不斷聽到各種令人驚懼的傳言：已有無數的逃亡者葬身大海，如果被巡邏的海軍拘捕，就要受遣返送監的處罰。在我認識的親戚和同學中，就有人失去生命，或被送往監獄囚禁。這些不幸的悲劇一直徘徊在我的腦海中，但我堅決要離開越南，並且選擇從海路去尋求我的自由和新前途。我不懂游泳，這意味著倘若翻船或有什麼意外，我將必死無疑。」

「1979年4月4日，我記得很清楚當天所發生的一切。在午間時分，我們得到一個好消息：我所乘搭的船可在當天晚上出發。當時我的心情既興奮又茫然，興奮的是我將要离開這個令我失望恐懼的地方，茫然的是不知前面將會遭遇什麼樣的危險。」

「那是一個黑暗的夜晚。我登上一艘長19米、寬3.5米的漁船，還記得漁船的編號是KG0469。這艘漁船的容量大約可載160人，但是組織者為了多賺錢，不斷額外地收人上船，最後一共乘載了409人。人們像沙丁魚一般擠在小船甲板下的船艙。我們更被警告不能作聲，免得引起巡邏海軍的注意。」

他們乘坐的船從越南迪石(Rach Gia)出發，前往目的地馬來西亞，中間橫跨南中國海及泰國水域，預計全程航行三天四夜。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無法在此更加詳細地敘述在這航程期間所發生的全部故事，諸如遭遇三批海盜的洗劫、每個人（尤其是婦女和孩童）所受的驚嚇、被海盜船刻意衝撞後船艙進水面臨沉船的威脅等等。

「經過整夜的努力（用水桶往外撥水），小船得以繼續漂行。4月7日黎明時分，我們終於看到遠處的海島，我們知道這個逃亡之旅將很快結束，不禁從心底湧起對新生活的無限希望！」

所有乘船抵達的逃亡人員被送往馬來西亞比東島難民營。在比東島渡過了近半年的難民生涯，湯華燊幸運地獲澳洲政府接納，於1979年10月17日踏足美麗的澳洲土地，成為這個流奶與蜜國家的一名新成員。

信仰歷程

筆者留意到，在湯華燊所屬教會的程序表上，湯華燊的名字出現於不同的崗位，例如主禮、招待、清潔等等。儘管他的科研成果獲得舉世矚目，無論在澳洲本土還是在國際上，他的學術地位和聲譽俱備受尊崇，但身為基督徒，他學效基督的謙卑，以僕人的態度事奉上帝，服侍他人。

2006年，他和太太一起參加了澳洲「家庭更新協會（簡稱家新）」恩愛夫婦營活動，深感現代婚姻家庭的需要，從此夫婦倆熱忱投入「家新」服事，直到現今仍擔任「家新」墨爾本事工聯絡人，成為許多人的幫助和祝福。

但湯華燊的信仰歷程並非一蹴而就，正如他在個人見證「雲上太陽」一文中所描述，神（上帝）為他預備了三次機會，使他得救。

「現在回想起來，當我八、九歲的時候，神已經將福音的種子播在我心裡。我自小愛吃東西和聽故事，那時每逢禮拜日，一定跑到教堂聽《聖經》故事。此外最吸引我的，是在主日學之後可領取皮脆味香的法式長麵包。這是我第一次踏入教堂，也是我一生第一次接觸耶穌基督。後來因我們全家遷往偏遠的地方而無法再上教堂。」

「第二次有機會走進教堂是逃離越南初到布里斯本定居之後，有幾位澳洲人來我所住的難民定居中心探訪，週末又把我們這些新移民接到他們家裡聚會和燒烤。接下來我就跟隨其中一位澳洲朋友到他的教會聚會崇拜，前後差不多去了兩年時間，但還是沒有堅持下來。」

1999年11月，湯華燊被派到美國密西根州的杜邦公司，在那裡工作和生活了六個月。「這段時間，神在我兒時播下的種子開始萌芽，我再次領受慈愛天父的感動和恩典。在我住的地方有一本英文《聖經》讓我可以隨手拿來閱讀。在空閒時我靜思過去所做的一切，往事一幕一幕清晰地重現在眼前。」

「我覺得十分虧欠家人。我沒有在父親在世時好好孝順和侍奉他，辜負了他老人家的養育之恩；我亦察悟自己在態度和行為上有很多缺點，不懂得疼愛、甚至有時無意中用言語傷害身邊的親人和朋友。在杜邦公司有兩位來自台灣的虔誠基督徒，他們熱情邀請我一起慶祝感恩節，到他們的細胞小組參與聚會和享受愛宴。當我再次踏足教會，心裡格外平安！聆聽牧師的講道，神的話語使我看見內心深處的罪咎，認識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赦免我一切的罪行。這是我第三次與主相遇。」

2000年4月16日，將要離開美國前一個月，在Livonia華人基督教會，湯華燊在眾多人面前接受洗禮，成為基督裡新造的人。

06 年與太太Louisa 一起領取總理科學獎